智能化条件下作战形态演变的逻辑机理与实践路径研究

智能化条件下作战形态演变的逻辑机理与实践路径研究

摘要：智能化是继机械化、信息化之后军事领域最为深刻的变革，正在重塑战争形态的基本样貌与制胜机理。本文从战争形态演变的历史逻辑出发，系统阐释智能化战争形态的内涵特征、驱动要素与演进机理，深入剖析智能化条件下作战体系、作战方式、作战行动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研究认为，智能化战争形态的演变遵循技术驱动、需求牵引、能力跃升的内在逻辑，其核心在于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智能技术群对战场感知、指挥控制、兵力运用和毁伤评估全链条的赋能增效。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外军智能化建设实践与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实际，分析了智能化战争形态演变面临的理论滞后、体系鸿沟、人才短缺等突出问题，并提出从顶层设计、技术攻关、力量编成、训练转型和法规保障等方面推进智能化战争形态健康演变的对策建议。研究表明，智能化战争形态的演变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由局部向整体逐级跃升的长期过程，必须立足国情军情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统筹处理好技术跃升、能力生成与制度重塑之间的关系，才能实现战争形态演变的效益最大化与风险可控化。

关键词：智能化战争；战争形态；军事智能化；制胜机理；作战体系

一、引言

战争形态是战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呈现出的整体样貌，是作战方式、作战手段、作战力量和作战理论等要素有机耦合、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历史性存在。纵览人类战争史，战争形态经历了冷兵器战争、热兵器战争、机械化战争、信息化战争等若干阶段，每一次战争形态的跃迁都深刻地改变了战争的面貌，也从根本上重塑了国家的战争能力结构与国际战略格局。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三个十年，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无人系统为核心的新一代智能技术群加速向军事领域渗透拓展，推动战争形态由信息化战争形态整体向智能化战争形态演进的趋势日益明显。这一历史性变革，被国际军事理论界普遍认为是继机械化、信息化之后的又一次深刻军事革命。

当前，主要军事强国纷纷将智能化作为未来军事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加以抢占。美国先后出台多份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战略文件，将人工智能视为"改变战争游戏规则的颠覆性技术"，大力推进"马赛克战""自适应杀伤网"等新型作战概念研发验证；俄罗斯则将智能化军队建设纳入国家战略规划，重点发展自主无人作战平台与智能化指控系统；欧洲、日本、印度等国家和地区也纷纷从战略层面布局军事智能化建设。面对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加速推进和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快智能化发展，加强军事智能技术研究运用，推动军事建设向智能化转型升级。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深入研究智能化条件下作战形态演变的逻辑机理，科学把握其演进规律与趋势走向，对于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然而，必须清醒认识到，智能化战争形态的演变并非简单的技术叠加或线性演进，而是一场涉及军事理论、作战概念、力量编成、训练管理、法规制度等多维度、全要素的深刻变革。其演变的逻辑机理是什么？推动演变的根本动力究竟是什么？演变过程中面临哪些突出的矛盾与问题？应当采取何种路径加以推进？这些问题目前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尚待深入研究和系统回答。本文正是基于这一研究空白，试图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相统一的角度，对智能化条件下作战形态演变的逻辑机理与实践路径展开系统探讨。

本文的研究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理论层面，本文尝试构建智能化战争形态演变的分析框架，深化对智能化战争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军事理论体系。其二，在实践层面，本文诊断当前智能化战争形态演变面临的突出矛盾问题，为军事智能化建设和作战能力生成提供路径参考。其三，在政策层面，本文提出的对策建议可为有关决策部门制定军事智能化发展战略提供学理支撑。围绕上述研究目标，本文按照"背景揭示—机理阐释—现状剖析—问题诊断—路径设计—结论展望"的逻辑主线依次展开论述。

二、文献综述

智能化战争形态演变问题近年来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成果日益丰富。从研究脉络看，大体可以划分为三条主要线索。

第一条线索聚焦智能化战争的概念内涵与本质特征。早在信息化战争理论趋于成熟之时，国内外学者就已敏锐地注意到智能化因素对未来战争的影响。美国学者约翰·阿奎拉与戴维·伦菲尔德在其关于"新战争"的系列论著中，较早观察到信息技术与网络化组织对战争形态的冲击，虽未直接提出"智能化战争"概念，但其关于"蜂群式""网络中心"作战的思想为后续研究埋下了伏笔。俄罗斯军事理论界则将人工智能引入战争研究，认为信息战、网络战与认知战将在未来战中占据主导地位，智能化战争形态将呈现出人机协同、自主作战的显著特征。我国学者方平、刘戟锋等较早引入"智能化战争"概念并进行界定，认为智能化战争是以人工智能为核心技术支撑、以智能赋能为基本特征的新型战争形态。此后，陈锐、王辉等学者进一步从体系层面阐释智能化战争的内涵，强调智能化并非某一单一技术的先进程度，而是智能技术群在作战体系全要素、全流程中的整体渗透与深度融合。

第二条线索聚焦智能化战争形态演变的驱动因素与动力机制。多数学者认为，技术革命是推动战争形态演变的最根本动力，人工智能、大数据、隐身技术、高超音速技术等颠覆性技术的突破应用，是智能化战争形态得以生成演变的物质基础。但亦有学者强调需求牵引的作用，认为战争目标和作战需求的演进不断对技术提出新的要求，技术发展只是为战争形态演变提供了可能，而战略需求与战争实践才是将其变为现实的直接力量。我国学者姚云个人、华桦等则从系统论视角出发，指出智能化战争形态的演变是技术、需求、制度、文化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需要采用系统思维加以把握。总体看，学界在"技术驱动"与"需求牵引"的辩证关系上已基本形成共识，即二者共同构成智能化战争形态演变的基本动力机制。

第三条线索聚焦智能化战争形态演变的具体呈现与推进路径。部分学者从作战方式的维度研究智能化战争的形态表征，提出了智能化条件下有人无人协同、全域精准打击、智能无人集群突击、认知域攻防等新型作战方式；也有学者从力量编成角度探讨智能化军队的编制体制调整，主张构建"小型化、模块化、有人无人混编"的新型作战力量体系；还有学者从训练转型入手，研究基于虚拟现实、智能推演的新型训练模式。在推进路径研究上，各国研究的侧重点不同，美国强调以作战概念创新牵引技术发展与力量重塑，俄罗斯强调国家主导下的一体化推进，我国学者则强调在立足国情军情基础上的自主可控发展。需要指出的是，现有研究在单维度、单领域方面成果较丰，但从整体上系统揭示智能化战争形态演变逻辑机理、并将其贯通到实践路径的综合性研究仍相对不足，这为本文提供了研究空间。

三、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一）战争形态的基本内涵

界定战争形态是研究智能化战争演变逻辑的前提。战争形态通常被界定为战争整体样式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综合反映，是战争的物质技术基础、作战方式、组织体制、理论观念等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构成的有机统一体。战争形态既具有历史阶段性，随着生产力和军事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又具有整体系统性，是诸多要素协同作用的综合性结果。准确把握战争形态的内涵，需要从四个维度加以审视：一是物质基础维度，即支撑战争的武器装备、技术手段和物质条件；二是作战方式维度，即军队进行作战的具体样式与方法；三是组织形态维度，即军队的编制体制、力量结构与管理运行方式；四是观念形态维度，即关于战争的指导思想、理论学说和作战原则。四个维度相互关联、彼此制约，共同构成战争形态的整体样貌。

（二）智能化战争形态的概念界定

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本文将智能化战争形态界定为：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以大数据和算力为支撑、以人机协同为基本运行方式，通过智能技术群与作战体系全要素全流程的深度融合，实现战场态势智能感知、决策指挥智能辅助、兵力运用自主协同、毁伤效能精准高效的新型战争总体样式。这一界定强调三个核心要点。其一，人工智能是智能化战争形态的核心技术标志，是其区别于信息化战争形态的根本所在；信息化战争主要解决信息的获取、传输与运用问题，而智能化战争的核心则在信息之上叠加了知识的自动化生成与运用的能力。其二，智能化战争形态并非计算机技术、无人技术的简单堆砌，而是智能技术群与作战体系的系统性融合，呈现出体系性、全局性的特征。其三，人机协同是智能化战争形态的基本运行方式，智能体在战争中的地位作用显著提升，但人在战争中的主体地位和最终决策权并未根本改变，智能化战争形态本质上仍是一种以人为主导、人机深度协同的战争形态。

（三）形态演变的逻辑机理框架

本文构建了"动力—条件—机制—表现"四维一体的智能化战争形态演变逻辑框架。动力维度回答"为何演变"的问题，即推动智能化战争形态演变的根本动力是技术进步与需求牵引的交互作用；条件维度回答"何以可能"的问题，即智能化战争形态演变需要具备算力支撑、数据基础、人才队伍、制度环境等基本条件；机制维度回答"如何演变"的问题，即智能化战争形态演变遵循由点及面、由技术到体系、由能力到制度的渐进跃升机制；表现维度回答"呈现为何"的问题，即智能化战争形态在作战体系、作战方式和作战行动上的具体表征。四个维度层层递进、相互衔接，构成完整的分析链条。

（四）相关理论支撑

智能化战争形态演变研究以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军事技术革命理论、制胜机理理论以及系统科学理论为重要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战争观认为，战争的形态归根结底取决于物质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水平，武器装备与战争样式的演进具有客观规律性，这为研究智能化战争形态演变的必然性提供了根本遵循。军事技术革命理论（即军事革命RMA理论）揭示了技术变革引发作战方式、组织结构与军事理论整体变革的规律，是阐释智能化军事革命演进路径的重要理论工具。制胜机理理论关注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及其实现方式，为理解智能化条件下作战效能生成的内在逻辑提供分析视角。系统科学理论则强调从系统整体、结构、功能相统一的角度认识复杂事物，为把握智能化战争形态的体系性、全局性特征提供方法论支撑。上述理论相互补充，共同构成分析智能化战争形态演变的理论基础。

（五）核心概念的关系辨析

需要厘清几个易混淆概念之间的关系。其一，"智能化"与"信息化"的关系。信息化是智能化的基础，智能化是信息化的高级阶段和发展方向；没有高质量的信息化积累，就难有真正意义上的智能化跃升。其二，"无人化"与"智能化"的关系。无人化是智能化的突出表现和重要载体，但并非智能化的全部内涵；智能化既体现在无人系统的自主运用上，也体现在有人系统的智能赋能以及整个作战体系的智能化上。其三，"人机协同"与"无人作战"的关系。智能化战争并不等于"无人战争"，人机协同、以人为主仍是智能化战争的基本形态，绝对的"无人化"在可预见的将来既非必要也非现实。准确把握这些关系，有助于避免在智能化建设实践中走向偏差。

四、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案例研究法开展研究。文献研究法用以梳理国内外关于智能化战争形态的理论成果，把握研究前沿与薄弱环节；历史分析法用以考察战争形态演进的历史脉络，揭示智能化战争形态演变的历史必然性；比较分析法用以考察主要军事强国智能化军队建设的模式差异，提炼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案例研究法用以剖析典型智能作战场景和建设案例，深化对智能化战争形态演变规律的认识。

在数据来源上，本文研究主要依托三类材料：一是公开文献资料，包括国内外权威军事期刊论文、官方发布的战略文件、国防白皮书、军事报道等；二是机构报告，包括国外智库发布的军事智能化研究报告、防务评估报告等；三是我国国防与军队建设公开数据，如国防预算规模、军事训练安排、装备建设进展等。需要说明的是，涉及军事核心机密的具体数据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本文所引用的数据和案例均来源于公开渠道，且以定性分析与逻辑推演为主，部分数据为合理估计或示例性数据，旨在说明趋势性特征而非反映具体事实。

在分析框架的操作化方面，本文将智能化战争形态演变过程划分为萌芽孕育、局部融入、体系重构、常态巩固四个阶段，以作战体系的智能化程度作为划分阶段的核心标尺。具体而言，当智能技术仅在某些单装单系统上应用时为萌芽孕育阶段；当智能技术开始渗透到多个作战环节并与既有体系初步融合时为局部融入阶段；当智能技术基本贯通作战全链条、作战体系发生结构性变化时为体系重构阶段；当智能化成为作战体系常态运行的内在属性、制度与文化层面实现同步重塑时为常态巩固阶段。通过这一阶段性划分，可以更为清晰地刻画智能化战争形态演变的递进逻辑。

五、智能化战争形态演变的现状分析

（一）总体态势：智能化战争形态演变已进入加速推进期

从发展全局看，智能化战争形态的演变已由早期的理论探讨和单点试验，进入多国竞争、多点突破、加快成型的加速推进期。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开展军事人工智能研发与应用的国家已超过六十个，主要军事强国普遍将智能化纳入国防发展战略的优先方向。从投入看，军事智能化相关研发投入呈持续上升态势。以美国为例，其国防部历年来在人工智能、云计算、自主系统等领域的专项投入持续增加，仅人工智能领域即从早期的数十亿美元规模逐步提升，并不断整合成立专门机构以统筹军事智能化发展；俄罗斯、英国、法国、日本、印度等国亦纷纷设立军事智能化发展机构、制定专项规划、加大经费投入。从技术成熟度看，军用人工智能在态势感知、图像识别、情报分析、智能辅助决策、无人平台自主控制等方向已取得长足进展，部分技术已接近工程化、实战化应用水平，为战争形态的实质性演变奠定了日益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二）结构特征：智能化战争形态演变呈现明显的不平衡性

智能化战争形态的演变在不同国家、不同领域、不同军种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性。从国家层面看，美国凭借其在人工智能基础理论、核心算法、芯片算力和资本市场的综合优势，在军事智能化领域总体处于领跑地位；我国近年来奋起直追，在智能算法应用、无人系统、算力平台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路径；俄罗斯、欧洲主要国家和部分新兴国家则在某些特定领域形成了局部优势。从领域层面看，智能技术在态势感知、辅助决策、无人平台等"硬能力"领域应用相对深入，而在作战概念更新、条令条例重塑、人才培养体系等"软实力"领域进展相对滞后，呈现出明显的"重硬轻软""重技术轻制度"现象。从军种层面看，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对智能化程度要求高、技术门槛相对较高的军种推进较快，而陆军等传统兵种因装备体系复杂、人员基数庞大、改革成本较高而相对缓慢。这种不平衡性既是智能化战争形态演变过程中的客观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整体演变的深度与质量。

（三）区域分布：主要军事强国智能化布局各具特色

从区域分布看，世界主要军事强国的智能化建设呈现出各具特色的路径差异。美国推行"概念牵引、技术驱动"模式，持续推出"马赛克战""联合全域作战""自主性"等系列作战概念，试图以作战概念创新牵引技术研发、力量编成与指挥体系重塑，其智能化建设的突出特点是体系完整、概念先进、产业支撑雄厚，但同时也面临过度依赖高技术、成本高昂、反智能对抗冲击等隐忧。俄罗斯推行"一体统筹、重点突破"模式，在国家战略与国防规划层面统筹智能化建设，重点发展自主无人装备与高超声速武器等"杀手锏"能力，并注重在实战中检验和优化智能化装备的运用，呈现出实用化、低成本、强调体系对抗的特点。欧洲国家则从保障人权与伦理的角度出发，强调对军用人工智能实施伦理约束与可解释性要求，形成了"审慎发展、伦理先行"的独特路径。我国坚持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相结合，依托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若干重点方向和关键技术上实现了重点突破，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智能化建设道路。上述区域路径的差异，反映了各国国情、军情、技术基础与战略诉求的不同，也对智能化战争形态的多样性演变产生了深刻影响。

（四）时间进程：从能力试点向常态运用渐进演进

从时间进程看，智能化战争形态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由点到面、由试验到实战、由辅助到主导的渐进过程。在最初阶段，智能技术主要以辅助性工具形式应用于情报分析、装具研发等有限环节；此后逐步扩大到无人侦察、自主导引、辅助决策等作战环节，开始出现"人机协同"的实战雏形；当前则正向作战全流程渗透拓展，智能无人集群、智能化指挥控制、认知域攻防等新型作战样式日益成熟。这一时间进程表明，智能化战争形态的演变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技术上不断完善、体系上不断重构、制度上不断配套、观念上不断更新的长期演进过程，需要保持战略定力、久久为功。

六、智能化战争形态演变的机理分析

（一）技术创新是形态演变的根本动力

智能化战争形态演变的深层动力源于智能技术的持续创新与突破。人工智能技术在深度学习、认知推理、多模态感知等方向的进展，使得机器具备了超越传统计算能力的部分认知与决策能力，从而为战争形态的升级提供了技术可能。近年来，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在复杂环境感知、目标识别、路径规划、行为预测等军事细分领域表现出显著优势，其图像识别准确率、实时决策速度、复杂任务处理能力不断提升，部分指标已接近甚至超越人类专业水平。与此同时，大数据技术为智能系统提供了海量、多维、实时的数据支撑，云计算和先进算力平台为大规模智能模型训练与部署提供了硬件保障，物联网与无人系统则为智能技术的落地运用提供了物理载体。技术群的整体性突破，突破了以往战争形态演变中"有想法、无手段"的瓶颈，使智能化战争形态由理论构想变为现实可能，是推动形态演变的根本性动力。

（二）作战需求是形态演变的直接牵引

技术创新提供的只是智能化战争形态演变的"可能性"，而使其转化为"现实性"的直接力量则是作战需求的牵引。在日益复杂的现代战争中，战场空间全域拓展、作战节奏显著加快、信息数据海量激增、对抗对抗不断加剧，对作战体系提出了传统手段难以满足的新要求。一是态势感知方面，现代战场的海量异构信息已远超传统人工判读能力，迫切需要智能手段实现快速、准确、全面的感知融合；二是决策指挥方面，作战节奏的不断加快要求指挥决策由"人脑分析、经验判断"向"智能辅助、科学决策"转变，以显著缩短决策周期、提高决策质量；三是兵力运用方面，复杂多变、高强度对抗的战场环境对作战力量的快速反映、精确运用和协同行动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无人系统自主协同和智能化兵力调度提供了现实需求；四是毁伤评估方面，远程精确打击与快速效果评估形成闭环，要求智能技术实现实时、精准的毁伤效果评估与再规划。正是这些现实的战争需求，对智能化技术提出了具体而明确的应用指向，牵引推动智能化战争形态在作战实践中不断发育和定型。

（三）人机协同是形态演变的核心机制

智能化战争形态演变的核心机制在于人机协同关系的深度重构。纵观战争形态演进史，每一次技术飞跃都带来人与武器装备关系的变化，而智能化变革则把这种变化推向了新的高度。在智能化战争形态下，智能体在战争中的地位作用显著提升，其承担的任务从早期单纯的信息处理、工具辅助，逐步拓展到感知融合、辅助决策、自主打击、协同行动等更高层次的职能。人机协同的深度重构体现在三个层面：在认知层面，机器的"智能辅助"与人的"经验判断"相结合，形成"机器善于算、人类善于断"的互补格局；在决策层面，由"人在回路内"向"人在回路上"演进，人逐渐从繁琐的重复性操作中解放出来，从事更高级的战略判断与意图把握；在行动层面，有人平台与无人平台协同编组、优势互补，形成由人指挥、机器执行、人机一体的新型作战力量运用方式。需要强调的是，人机协同程度的加深并不意味着人将被完全替代，恰恰相反，实现有效的人机协同恰恰需要更高素质、更高能力的人来主导智能系统的设计、运用、监督与纠错。因此，人的主体地位和智能素养的同步提升，是智能化战争形态演变必须具备的核心条件。

（四）体制机制是形态演变的制度保障

智能化战争形态的演变更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作保障。智能技术的落地运用、智能能力的生成释放、新型作战体系的构建运行，都离不开编制体制、法规制度、管理机制、教育训练等制度层面的配套调整。如果体制机制改革滞后于技术发展，智能化的技术优势便难以充分转化为实际的战斗力优势。从我国实践看，自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以来，适应信息化、智能化发展需要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新型作战力量编成、新型军事训练体系等已逐步建立完善，为智能化战争形态的演变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撑。但从总体看，智能化的快速发展对体制机制的适应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条令条例更新、编制结构优化、人才评价机制改革、装备管理制度创新等仍需要在智能化背景下持续深化，以形成与技术发展同步匹配、甚至适度前瞻引领的制度安排。

七、智能化战争形态演变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一）理论创新滞后于技术发展

当前智能化战争形态演变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理论创新滞后于技术发展。智能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推进迅速，但关于智能化战争的本质规律、制胜机理、体系设计、评估标准的系统理论尚未完全建立，存在"技术跑得快、理论跟得慢"的现象。部分研究仍停留在概念阐释和方向描述层面，缺乏对智能化作战机理的深入揭示和科学建模，难以为实践提供有说服力的理论指导。一些作战概念的提出缺乏充分的实战和推演验证，其科学性与可行性有待检验。理论创新滞后性问题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将导致智能化建设实践缺乏清晰的方向指引，甚至可能出现盲目投入、重复建设、方向偏差等问题。

（二）体系融合存在"数字鸿沟"与"智能断层"

智能化战争形态的体系性特征决定了其演变必须建立在高质量的信息化基础之上。然而，部分领域和单位的信息化建设基础仍较为薄弱，数据治理能力不足、信息共享不畅、系统兼容性差等问题仍然存在，形成了制约智能化能力生成的"数字鸿沟"。同时，智能技术向作战体系的渗透还存在纵向不贯通、横向不联动的问题，智能化成果往往集中于某些单点环节，尚未真正打通从感知、决策到行动、评估的完整链路，存在所谓"智能断层"现象。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智能化战争形态的整体性演变，亟需通过体系化建设加以破解。

（三）智能人才队伍结构性短缺

智能化战争形态演变迫切需要既懂军事又懂智能的复合型人才，而当前智能军事人才队伍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短缺。一方面，具备深度学习、算法开发、数据科学等专业背景的技术人才相对不足，且大多缺少系统的军事素养和实战经验；另一方面，熟悉作战指挥、深知战法运用的军事人才普遍缺乏智能化专业训练，难以充分运用智能手段。复合型、领军型智能军事人才尤为稀缺，人才供给与智能化建设现实需要之间的缺口较为突出。人才培养周期长、投入大、难度高，人才结构性短缺问题若不能从源头上加以解决，将从根本上制约智能化战争形态演变的深度和可持续性。

（四）智能安全与伦理风险凸显

随着智能化在军事领域的深入应用，智能技术自身的安全脆弱性与伦理风险日益凸显。智能系统的可解释性不足可能带来决策不透明、出错难追溯的问题；智能化系统在网络空间面临被攻击、被欺骗、被挟持的严峻风险，一旦智能系统被敌方干扰或控制，后果不堪设想；自主武器系统的使用还引发了一系列国际伦理法律争议，关于"杀手机器人""自主决策致死"的讨论持续升温，国际社会围绕军用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博弈日趋激烈。智能安全与伦理问题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战略问题，处理不当不仅可能危害自身作战能力，还可能在国际道义和舆论层面陷于被动，是智能化战争形态演变必须高度重视并加以妥善应对的重大挑战。

（五）反智能对抗与体系脆弱性

智能化战争形态演变还面临来自对手的反智能对抗威胁。在高度智能化的作战体系中，对智能系统、数据链路、算力基础设施的依赖程度显著上升，相应地，体系的脆弱性也同步加大。敌方可能通过数据投毒、对抗样本攻击、模型窃取、系统瘫痪等手段破坏我智能能力；也可能通过制造成本不对称的"低科技反制"消耗和瓦解高成本的智能化优势。如何在提升智能化的同时增强体系的鲁棒性、抗毁性和对抗环境下的适应能力，实现"智能制胜"与"抗扰生存"的有机统一，是智能化战争形态演变面临的深层挑战。

八、推进智能化战争形态健康演变的实践路径

（一）强化顶层设计，构建科学的发展战略体系

推进智能化战争形态演变，必须坚持战略引领、顶层谋划。应把军事智能化建设纳入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正确处理智能化与机械化、信息化之间的关系，明确"以机换步""以智能化信息"协同发展的总体思路，制定分阶段、分领域、可考评的军事智能化发展规划。要建立权威高效的牵头协调机构，统筹军地各方面力量和资源，避免各自为政、重复建设。同时，要加强智能化战争形态演变的前瞻研究，及时研判世界新军事革命发展趋势和战争形态演变动向，动态优化发展战略，确保顶层设计既保持战略定力又具有前瞻弹性。

（二）突出自主可控，打好智能核心关键技术攻坚战

智能化战争形态演变必须建立在自主可控的技术基础之上。应坚持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相结合，聚焦智能芯片、核心算法、数据平台、自主系统等关键核心技术持续攻关，突破"卡脖子"环节，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加强基础研究、前沿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有机衔接，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政策链有效贯通。同时，要统筹抓好数据这一战略性资源，建立健全军用数据治理体系，提升数据采集、汇聚、共享、运用的能力水平，为智能化系统开发和运行提供高质量的数据支撑。

（三）深化力量编成改革，构建智能化作战力量体系

适应智能化战争形态变化，应加快构建与新形态相适应的智能化作战力量体系。要按照"精干、合成、高效"的原则，优化作战力量结构，发展无人作战、信息作战、智能保障等新型作战力量，积极推进有人无人混编、多域协同的新型作战编组建设。要加强作战体系的统筹规划和整体集成，推动感知、指控、打击、保障等系统在智能层面深度耦合，形成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要把握好智能化建设的节奏和重点，坚持需求牵引、突出重点、稳中求进，防止脱离实际、盲目冒进。

（四）推动训练转型，创新智能化军事训练模式

军事训练是战斗力生成的基本途径，也是推进智能化战争形态演变的重要抓手。应适应智能化条件下作战方式变化，大力推进军事训练转型，构建面向智能化战争的训练体系。要发展基于虚拟现实、人工智能推演的智能化训练手段，建设实战化、体系化、智能化的训练环境，提高训练的逼真度、对抗性和科技含量。要创新训练内容和方法，加强智能指挥控制、人机协同作战、无人系统运用等课目训练，注重在复杂对抗条件下检验和锤炼智能化作战能力。要推动训练与实战、演训与科研深度融合，使训练成为检验技术、催生战法、培养人才的重要平台。

（五）坚持人才为本，建设高素质智能化军事人才队伍

针对智能军事人才结构性短缺问题，应把人才培养作为智能化战争形态演变的战略基点。要深化军事人才培养体系改革，加强军事智能化相关学科专业建设，推动军事教育和智能化教育深度融合。要完善人才培养机制，通过院校培训、部队锻炼、任务磨砺、军地协作等多种途径，加快培养一批既懂军事又懂智能、既有专业素养又有实战经验的复合型领军人才和骨干力量。要建立健全智能军事人才评价、使用、激励机制，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人尽其才的良好环境，为智能化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六）统筹安全伦理，健全智能化治理法规体系

针对智能安全与伦理风险，应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健全军事智能化治理体系和法规制度。要加强智能化系统安全防护，提高系统的鲁棒性、抗毁性和对抗环境下的适应能力，完善智能系统测试评估、安全审查、全寿命管理的制度机制。要加强对自主武器系统等敏感领域的伦理法律研究，明确智能化战争行动的边界与规范，在国际军事智能化治理中积极发声、掌握话语权，塑造于我有利的国际规则环境。通过制度供给与治理创新，为智能化战争形态的健康演变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和道义支撑。

九、结论与展望

智能化战争形态演变的深刻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要求我们以辩证的眼光和历史的耐心加以把握。本文的研究表明，智能化战争形态的演变是技术驱动、需求牵引、人机协同、制度保障多重力量共同作用的系统性过程，其本质在于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智能技术群与作战体系全要素全流程的深度融合，其核心方向在于人机协同关系的深度重构与制胜机理的根本转变。当前，智能化战争形态演变已进入加速推进的关键时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理论滞后、体系鸿沟、人才短缺、安全伦理、反智能对抗等多重挑战。

面向未来，智能化战争形态的演变将继续沿着技术不断成熟、体系持续重构、制度日益完善、观念深刻更新的方向前进，其演进速度有可能进一步加快，其对国际安全格局和国家战略能力的影响也将更加深远。我国必须紧紧抓住智能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坚持战略定力与创新活力相统一，坚持自主可控与开放合作相统一，坚持重点突破与体系推进相统一，坚持能力建设与治理规范相统一，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军事智能化建设，加快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目标任务。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智能化战争形态的演变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错失良机，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务实的作风和持续的投入，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这场深刻的军事变革，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提供坚强的能力支撑。

参考文献

[1] 方平, 刘戟锋. 智能化战争的基本特征与发展趋势[J]. 军事学术, 2018(6): 20-25.

[2] 陈锐. 智能化战争:军事变革的新制高点[J]. 国防科技, 2019, 40(3): 1-6.

[3] 王辉, 李强. 人工智能军事应用与作战体系变革[J]. 国防, 2020(8): 45-50.

[4] 姚云. 智能化条件下作战体系重塑研究[J]. 现代防御技术, 2021, 49(5): 1-7.

[5] 华桦. 军事智能化发展的系统分析[J]. 中国军事科学, 2021(3): 89-97.

[6] 约翰·阿奎拉, 戴维·伦菲尔德. 网络中心战:未来战争形态[J]. 军事译林, 2004(2): 12-18.

[7] 罗曦. 美国推进军事智能化的战略布局与启示[J]. 国际问题研究, 2022(4): 110-125.

[8] 李莉, 张海波. 无人作战力量运用与人机协同研究[J]. 装甲兵工程学院学报, 2020, 34(2): 1-8.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新时代的中国国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10] 潘高寿, 刘华. 智能化军事训练体系的构建路径[J]. 军事运筹与系统工程, 2022, 36(1): 5-11.

[11] 唐永胜. 智能化战争与军事理论创新[J]. 国防大学学报, 2021(7): 33-38.

[12]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mmary of the 2024 Department of Defens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rategy[R]. Washington, D.C.: DoD, 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