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研究

新时代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研究

摘要：军民融合发展是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实现富国与强军相统一的战略之举，深度发展是新时代军民融合的根本要求。本文在厘清军民融合发展相关概念与理论的基础上，系统考察我国军民融合发展的演进历程和现实基础，深入分析了深度融合阶段面临的结构性矛盾、机制性障碍和深层次根源，揭示了需求牵引、技术共进、产业共生、市场决定、制度保障五位一体的融合内在机理。研究认为，军民融合由初步发展向深度发展跃升，关键在于实现组织资源、技术资源与市场机制在更高水平、更深层次上的贯通融合。本文进而提出，应以思想观念更新为先导、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关键、以产业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多元生态构建为支撑，从宏观统筹、中观协同、微观活跃三个层面协同发力，推进军民融合在要素、产业、科技、制度、人才等维度全面走深走实，为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关键词：军民融合；深度融合；国家战略体系；协同创新；国防建设

一、引言

军民融合是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深深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全面推进经济、科技、教育、人才等各个领域的军民融合，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的国家战略。2015年，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是党中央从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应对复杂安全威胁、赢得国家战略优势的重大举措，也是实现强国强军统一的内在要求。

从国际视野看，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的共同选择。美国长期推行"军民一体化"战略，强调依托强大的民用工业和科技创新体系支撑国防建设；俄罗斯通过组建国家技术集团整合军工力量；欧洲多国在航空航天、网络安全等领域推进防务一体化。各国虽路径各异，但都深刻认识到，在现代高技术战争条件下，单纯依靠封闭的国防工业体系难以支撑日益复杂和昂贵的军事需求，唯有实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深度融合，才能保持持久的国防实力和创新能力。

就我国而言，推进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的现实紧迫性更为突出。一方面，我国正处在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安全与发展、富国与强军的统筹任务繁重；另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深刻影响，民用领域的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基础不断增强，许多民用技术已具备支撑国防建设的潜力，军民技术双向转化、协同共进的条件日益成熟。在此背景下，如何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把国家经济科技优势加速转化为国防实力和军队战斗力，成为极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

然而，必须看到，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当前，融合发展中仍然存在"融合表面化、合作浅层化、机制碎片化"等突出问题，制约了融合的深度与效益。军民融合为何"融而不深"？深度发展应把握哪些内在规律？应当沿着什么样的路径推进？这些问题迫切需要从理论上加以回答。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本文聚焦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展开系统研究，力图在学理上深化认识，在实践中提供指引。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对相关理论和国内外研究进行综述；第三部分阐释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内涵特征与理论机理；第四部分考察我国军民融合发展的演进历程与现实基础；第五部分剖析深度发展面临的问题障碍及其深层次根源；第六部分提出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实践路径；最后是结论与展望。

二、文献综述

军民融合发展研究是近年来国内学界的一个热点领域，围绕其理论基础、政策演进、障碍诊断与路径设计，产生了大量成果。

第一，关于军民融合的理论基础。军民融合研究的理论基础较为多元，主要包括国防经济学、产业发展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等。国防经济学传统上关注国防开支的经济效应、军备生产的经济组织等问题，为理解军品生产与民品生产的关系提供了分析起点。产业发展理论中的专业化分工、规模经济、技术溢出等概念被广泛用于阐释军民融合的经济逻辑。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看，有学者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分析军民分割的制度成因及融合的制度安排。我国学者姜鲁鸣较早系统提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理论框架，认为其本质是实现两者在资源配置、技术进步、产业融合上的相互促进；陈波、杜人淮等学者则从国防经济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阐释了融合的必然性。

第二，关于军民融合的政策演进与顶层设计。学界对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文件、规划纲要进行了跟踪研究，梳理了从"寓军于民""军民结合"到"军民融合"再到"深度融合"的政策演进脉络，认为这一过程体现了从统筹兼顾到深度耦合的深化。不少研究指出，顶层统筹的强化、法规制度的完善和规划的体系化是推动融合深度发展的基本保障，也分析了现行政策执行中存在的衔接不畅、落地不够等问题。

第三，关于军民融合发展的障碍与困境。这是研究成果最集中的领域之一。大量研究剖析了军民融合面临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障碍，包括体制性壁垒（军民两大体系分割）、机制性障碍（市场准入、信息共享、利益分配机制不健全）、思想性束缚（封闭保守、各自为政的观念）等。有学者运用实证方法考察军品市场进入壁垒、军工科研院所改革、民营企业参与深度等问题，指出市场机制不完善和竞争不充分是制约融合效益的关键。也有研究关注到军地人才流动、成果双向转化、产业配套能力等方面的短板。

第四，关于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路径对策。针对上述障碍，学界提出的对策主要集中在深化改革、完善机制、强化统筹、促进竞争、加强协同创新等方面。有研究强调要健全国家层面的统筹协调和考核评估机制；有研究提出要完善军民融合市场体系和准入退出制度；还有研究从技术、产业、人才、资本等要素层面提出纵深融合的具体举措。总体上，对策研究较为丰富，但从系统性和机理层面探讨深度发展内在逻辑、并把机理贯通到路径设计的综合研究仍相对薄弱。

总的来看，现有文献为本文提供了坚实基础，但也存在提升空间：一是多为问题—对策的直觉性分析，缺乏对"深度"结构性标准的严格界定；二是对融合内在机理的理论建构仍不够系统；三是路径设计偏于零散，缺乏宏观—中观—微观协同的整体性框架。本文力图在这些方面做出努力。

三、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内涵与机理

（一）相关概念界定

准确理解"深度发展"，首先需要把握军民融合的内涵。本文认为，军民融合是指国防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在战略、体制、产业、技术、人才、信息等多个层面相互渗透、相互促进、有机统一的动态过程。其"深度"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衡量：一是融合的程度，即军地双方在资源配置、要素流动、成果运用上的结合紧密程度；二是融合的广度，即融合覆盖的领域是否广泛，是否由单一装备领域拓展到全要素、多领域；三是融合的深度效益，即融合是否真正带来投入产出效率的提升和国防与经济实力的双增强。可以认为，深度发展是对"量"的扩展与对"质"的提升的统一，其根本标志是军地之间形成相互依存、相互赋能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实现"1+1大于2"的系统效应。

（二）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理论机理

本文认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遵循"需求牵引—技术共进—产业共生—市场决定—制度保障"五位一体的内在机理，五个要素相互衔接、共同作用，构成融合发展的完整链条。

1.需求牵引机理。国防建设的军事需求是军民融合最原初、最直接的牵引力量。现代战争对技术和装备的需求日趋复杂多样，仅靠封闭的军工体系难以全面满足，必须从国家的经济技术基础中汲取支撑。军事需求通过需求清单、技术需求分析等方式，为全社会创新资源提供明确指向，引导民用主体参与国防建设，从而驱动军地资源的对接与融合。需求牵引是否顺畅，直接决定融合的起点和方向。

2.技术共进机理。技术是军民融合的关键纽带。在现代科技条件下，军民两用技术大量涌现，许多技术既可用于军事装备也可用于民用产品，其双向转化和共同进步既是融合的重要载体，也是深度融合的目标本身。技术共进机理强调，通过军民技术的双向转移转化、联合攻关和开放共享，促进军地技术体系的互联互通和协同跃升，使军事技术和民用技术互为支撑、相得益彰。

3.产业共生机理。产业是军民融合的承载基础。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要求打破军品与民品市场的割裂，推动国防工业与民用产业在供应链、产业链上实现深度嵌套，形成"小核心、大协作、专业化、开放型"的产业生态。通过产业的军民协同，一方面国防需求为民用产业提供高端市场牵引，另一方面民用产业为国防建设提供规模化、低成本、可持续的供应保障，实现产业层面的共生共荣。

4.市场决定机理。市场机制是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核心协调方式。在深度融合阶段，应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军品市场公平开放、竞争充分、要素自由流动，让创新能力和成本效率成为决定资源配置的基本标准。市场决定机理要求破除行政壁垒和封闭保护，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军民融合市场体系，使有限资源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到效率最高的环节和主体。

5.制度保障机理。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离不开制度的有力保障。这既包括宏观层面的国家战略、法律法规和规划体系，也包括中观层面的体制机制、流程规范和标准体系，还包括微观层面的激励约束机制。制度保障的功能在于降低融合的交易成本、明晰权利义务、防范化解风险、稳定合作预期，为深度融合提供可预期、可依赖的制度环境。

上述机制并非孤立运行，而是相互耦合、形成整体。需求牵引提供方向，技术共进提供纽带，产业共生提供载体，市场决定提供动力，制度保障提供支撑，五者共同构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完整运行逻辑。深度发展，本质上就是使这五个环节在更高水平上实现畅通和协同。

（三）与传统融合阶段的区别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与以往"结合""初步融合"阶段相比，存在质的区别。凡此类发展，最根本的差别在于组织方式从"行政推动为主"转向"市场机制与行政统筹并重"，融合重心从"军转民单向输出"转向"军民双向互动、要素互通"，融合范围从"装备生产领域"拓展到"全要素、多领域、全覆盖"，融合主体从"政府主导的单一主体"扩展到"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社会资本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正是这种整体性的变化，决定了深度发展需要新的理论认识和新的实践路径。

四、我国军民融合发展的演进历程与现实基础

（一）演进历程

我国军民融合经历了长期的探索演进。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军转民"起步阶段。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国防工业自成体系，同时承担支援国民经济建设的任务，形成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早期探索。第二阶段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军民结合深化阶段。随着国家经济体制转轨，国防科技工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改革调整，民品开发和军转民取得较大进展，"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思路逐步确立。第三阶段为新时代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阶段。2015年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此后一批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相继组建，顶层设计持续强化，规划体系逐步健全，融合的领域、力度和格局明显拓展，标志着我军民融合进入了以"深度融合、体系构建"为特征的新阶段。

（二）现实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军民融合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从顶层设计看，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中长期战略规划体系，明确了军民融合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和重点领域。从产业基础看，国防科技工业深化改革、转型升级，民用工业和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壮大，为军民融合提供了坚实的产业支撑。从创新基础看，军民协同创新不断深化，一批军民融合重点实验室、创新平台和示范园区相继建成，一批重大科技协同攻关取得突破。从制度基础看，军民融合领域法规政策逐步完善，市场准入、竞争采购、知识产权、投资融资等制度安排不断健全。从实践基础看，太空、网络、海洋、核、人工智能、信息等重点领域的军民融合加快深化，涌现出大量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这些成就表明，我国已具备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坚实基础和良好条件。

五、军民融合深度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深层次根源

（一）融合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核心矛盾在于军民两个体系之间的结构性隔离尚未根本打破。从组织看，军队、军工企业和民用经济体系长期各自运行，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组织架构、运行流程和利益格局，军民之间在供需两端的信息沟通和事先衔接不足，军事需求难以系统、及时、精准地传导到全社会创新供给端。从产业看，军品生产与民品生产在标准体系、质量管控、商业模式上存在较大差异，部分领域军地产业配套衔接不畅，"军转民"常常面临市场开发、产品化、商业模式设计的困难，"民参军"则往往受制于信息不对称、标准门槛和准入门槛。这种结构性隔离，从根本上制约了融合向深层次推进。

（二）体制机制性障碍尚未完全破解

尽管军民融合的制度框架已基本确立，但具体体制机制层面的障碍仍然明显。一是统筹协调机制有待强化，军民融合发展涉及部门多、领域广，统筹协调的任务重、难度大，部分领域仍存在职责交叉、衔接不畅现象。二是市场准入和竞争机制有待完善，军品市场的开放度和竞争性仍显不足，民营企业参与军工生产的隐性壁垒和"弹簧门"现象在一定范围依然存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需要进一步塑造。三是信息共享机制不够健全，军地之间、部门之间存在一定的信息孤岛，需求发布、技术供给、成果信息等的共享渠道不够通畅。四是军民融合的考核评价、激励约束和责任追究机制尚不健全，考核评估的科学性和权威性有待提升。

（三）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效能不高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在创新层面的突出问题是协同创新和成果双向转化效能不高。一方面，军地科研力量协同攻关的深度和广度不够，部分军民融合创新平台存在"挂牌多、实效少"、各自为战、力量分散等问题，军民协同攻关尚未形成常态化的机制和合力。另一方面，军民科技成果双向转移转化率偏低，成果在军地之间流动的渠道不畅、政策激励不足、中介服务缺乏，大量成果沉淀在院所和企业内部而未能释放应有价值。自主创新能力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掌握方面仍有短板，部分领域仍存在受制于人的风险，制约了融合的技术纵深。

（四）思想观念与认知误区仍然存在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还受到思想观念与认知层面的制约。长期形成的"军民两张皮""各管一摊"思维惯性仍有一定市场，部分单位和人员对军民融合的战略意义认识不到位，存在"与己无关""被动应付"的心态；有的把军民融合作简单理解成"军转民赚钱"或"民参军分蛋糕"，偏离了深度融合的本意；有的存在"重项目、轻机制，重短期、轻长远"的倾向。思想观念上的误区，往往造成实践中"形融神不融""融而不深"的局面，需要以深刻的观念变革来破除。

（五）深层次根源剖析

透过上述表象，可以从更深层次剖析其根源。其一，制度根源。军民两大体系长期分治形成的路径依赖和制度惯性，使融合面临较高的改革成本和制度转换成本，这是"融而不深"的根本性原因之一。其二，利益根源。军民分割格局下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和部门本位主义，使得改革和融合面临较大阻力，成为深度发展的深层障碍。其三，机制根源。市场化程度不足、竞争机制不健全、要素流动不畅等机制性问题，使深度融合缺乏内在的经济动力。其四，技术根源。军民技术标准和体系的相对分立，增加了融合的技术摩擦成本，制约了技术层面的深度互联。其五，人才根源。既懂军事又懂市场的复合型人才短缺，制约了融合的决策质量和执行水平。这些根源相互交织，决定了推进深度发展必须坚持系统思维、综合施策、久久为功。

六、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实践路径

（一）强化宏观统筹，健全顶层设计体系

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首要在于强化国家层面的战略统筹和顶层设计。要坚持党对军民融合发展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作用，健全权威高效的领导管理体制和军地协调机制。要完善军民融合发展的规划体系，把军民融合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规划统筹谋划，实现国家战略规划与军事需求规划的有效衔接。要建立健全军民融合发展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和标准规范体系，强化法治保障，为深度融合提供稳定、可预期、可操作的制度环境。要强化考核评估，把军民融合发展成效纳入相关考核体系，形成鲜明导向和刚性约束。

（二）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破除融合发展障碍

体制机制改革是推进深度融合的关键。要深化军品市场改革开放，完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和维修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打破不必要的资格壁垒和准入壁垒，营造公开透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要推进军工科研院所和国有军工企业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化运行机制，增强军工主体的创新活力和市场竞争力。要健全军地需求对接、资源共享、信息发布机制，建立统一的军民融合信息服务平台，畅通军事需求向全社会传导和民口技术向军口对接的渠道。要完善军民融合利益分配、知识产权归属与权益保护、风险分担机制，形成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调动各类主体参与融合的积极性。

（三）以科技和产业为动力，提升协同创新能力

科技和产业融合是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主战场。要坚持创新驱动，加强军民协同创新，推动建立军民融合创新联盟、联合实验室和协同创新中心，围绕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空天信息、网络安全、新材料等重点领域开展联合攻关，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要畅通军民科技成果双向转移转化通道，完善成果转化收益分配和技术转移服务体系，建设军民融合中试基地和产业化平台，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要优化国防科技工业布局，发展民用工业与国防工业相结合的高端产业体系，培育军民融合龙头骨干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构建"小核心、大协作、专业化、开放型"的现代产业体系。

五、军民融合深度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深层次根源

（一）融合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核心矛盾在于军民两个体系之间的结构性隔离尚未根本打破。从组织看，军队、军工企业和民用经济体系长期各自运行，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组织架构、运行流程和利益格局，军民之间在供、需两端的信息沟通和事先衔接不足，军事需求难以系统、及时、精准地传导到全社会创新供给端。从产业看，军品生产与民品生产在标准体系、质量管控、商业模式上存在较大差异，部分领域军地产业配套衔接不畅，"军转民"常常面临市场开发、产品化、商业模式设计的困难，"民参军"则往往受制于信息不对称、标准门槛和准入门槛。这种结构性隔离，从根本上制约了融合向深层次推进。

（二）体制机制性障碍尚未完全破解

尽管军民融合的制度框架已基本确立，但具体体制机制层面的障碍仍然明显。一是统筹协调机制有待强化，军民融合发展涉及部门多、领域广，统筹协调的任务重、难度大，部分领域仍存在职责交叉、衔接不畅现象。二是市场准入和竞争机制有待完善，军品市场的开放度和竞争性仍显不足，民营企业参与军工生产的隐性壁垒和"弹簧门"现象在一定范围依然存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需要进一步塑造。三是信息共享机制不够健全，军地之间、部门之间存在一定的信息孤岛，需求发布、技术供给、成果信息等的共享渠道不够通畅。四是军民融合的考核评价、激励约束和责任追究机制尚不健全，考核评估的科学性和权威性有待提升。

（三）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效能不高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在创新层面的突出问题是协同创新和成果双向转化效能不高。一方面，军地科研力量协同攻关的深度和广度不够，部分军民融合创新平台存在"挂牌多、实效少"、各自为战、力量分散等问题，军民协同攻关尚未形成常态化的机制和合力。另一方面，军民科技成果双向转移转化率偏低，成果在军地之间流动的渠道不畅、政策激励不足、中介服务缺乏，大量成果沉淀在院所和企业内部而未能释放应有价值。自主创新能力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掌握方面仍有短板，部分领域仍存在受制于人的风险，制约了融合的技术纵深。

（四）思想观念与认知误区仍然存在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还受到思想观念与认知层面的制约。长期形成的"军民两张皮""各管一摊"思维惯性仍有一定市场，部分单位和人员对军民融合的战略意义认识不到位，存在"与己无关""被动应付"的心态；有的把军民融合作简单理解成"军转民赚钱"或"民参军分蛋糕"，偏离了深度融合的本意；有的存在"重项目、轻机制，重短期、轻长远"的倾向。思想观念上的误区，往往造成实践中"形融神不融""融而不深"的局面，需要以深刻的观念变革来破除。

（五）深层次根源剖析

透过上述表象，可以从更深层次剖析其根源。其一，制度根源。军民两大体系长期分治形成的路径依赖和制度惯性，使融合面临较高的改革成本和制度转换成本，这是"融而不深"的根本性原因之一。其二，利益根源。军民分割格局下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和部门本位主义，使得改革和融合面临较大阻力，成为深度发展的深层障碍。其三，机制根源。市场化程度不足、竞争机制不健全、要素流动不畅等机制性问题，使深度融合缺乏内在的经济动力。其四，技术根源。军民技术标准和体系的相对分立，增加了融合的技术摩擦成本，制约了技术层面的深度互联。其五，人才根源。既懂军事又懂市场的复合型人才短缺，制约了融合的决策质量和执行水平。这些根源相互交织，决定了推进深度发展必须坚持系统思维、综合施策、久久为功。

六、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实践路径

（一）强化宏观统筹，健全顶层设计体系

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首要在于强化国家层面的战略统筹和顶层设计。要坚持党对军民融合发展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作用，健全权威高效的领导管理体制和军地协调机制。要完善军民融合发展的规划体系，把军民融合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规划统筹谋划，实现国家战略规划与军事需求规划的有效衔接。要建立健全军民融合发展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和标准规范体系，强化法治保障，为深度融合提供稳定、可预期、可操作的制度环境。要强化考核评估，把军民融合发展成效纳入相关考核体系，形成鲜明导向和刚性约束。

（二）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破除融合发展障碍

体制机制改革是推进深度融合的关键。要深化军品市场改革开放，完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和维修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打破不必要的资格壁垒和准入壁垒，营造公开透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要推进军工科研院所和国有军工企业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化运行机制，增强军工主体的创新活力和市场竞争力。要健全军地需求对接、资源共享、信息发布机制，建立统一的军民融合信息服务平台，畅通军事需求向全社会传导和民口技术向军口对接的渠道。要完善军民融合利益分配、知识产权归属与权益保护、风险分担机制，形成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调动各类主体参与融合的积极性。

（三）以科技和产业为动力，提升协同创新能力

科技和产业融合是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主战场。要坚持创新驱动，加强军民协同创新，推动建立军民融合创新联盟、联合实验室和协同创新中心，围绕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空天信息、网络安全、新材料等重点领域开展联合攻关，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要畅通军民科技成果双向转移转化通道，完善成果转化收益分配和技术转移服务体系，建设军民融合中试基地和产业化平台，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要优化国防科技工业布局，发展民用工业与国防工业相结合的高端产业体系，培育军民融合龙头骨干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构建"小核心、大协作、专业化、开放型"的现代产业体系。

<｜｜DSML｜｜tool_calls>

<｜｜DSML｜｜invoke name="write">

<｜｜DSML｜｜parameter name="content" string="true">（四）构建多元融合生态，激发微观层面活力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战略落地，最终要靠微观层面的广泛参与和活跃运行。要健全促进军民融合的市场化服务体系，培育专业化中介组织，提供项目对接、技术评估、成果交易、融资担保等综合服务，降低社会主体参与融合的门槛和成本。要创新军民融合投融资机制，发挥政府引导基金作用，撬动社会资本投向军民融合领域，拓宽军民融合企业融资渠道。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和流动，破除军地人才流动障碍，鼓励军地人才双向交流、互聘互派，培养造就一批军民融合复合型人才和领军人才。要建设一批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产业园区（基地）和公共服务平台，发挥示范引领和集聚辐射作用，营造有利于融合发展的生态土壤，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和创造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

（五）统筹发展与安全，守牢安全保密底线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必须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在提升融合效益的同时守牢安全底线。要健全军民融合安全审查和保密管理制度，完善涉军信息、技术和产品管理的规范流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信息安全防护，防止核心技术流失和安全风险外溢。要处理好开放共享与保密管控的关系，做到该放的放活、该管的管住，实现安全前提下的高水平开放和高效融合。要加强军民融合领域的风险监测和研判，健全应急处置和责任追究机制，为深度融合营造安全稳定、规范有序的环境。只有统筹好发展与安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才能行稳致远。

（六）坚持分类施策，因地制宜推进

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异明显，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应根据不同区域、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特点和条件，明确差异化的融合重点和路径。在国家层面，要突出战略性、全局性重点领域和重大工程的融合统筹；在区域层面，要结合各地产业基础、科研实力和国防需求，引导东部沿海地区发挥科技创新和产业优势，中部地区发挥制造业基础，西部地区发挥资源禀赋和战略纵深优势，构建优势互补、协同联动的区域融合格局。在行业层面，要对基础好、条件成熟的领域加快深度融合，对尚处起步阶段的领域稳妥有序推进。通过分类指导、梯次推进，实现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在整体上的协调高效推进。

七、结论与展望

本文围绕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展开系统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其一，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是对军民融合由"结合"向"融合"、由"浅层"向"深层"的整体性跃升，其"深度"体现在融合程度、广度与效益三个维度的统一，其根本标志是军地形成相互依存、相互赋能的利益共同体。其二，军民融合深度发展遵循"需求牵引—技术共进—产业共生—市场决定—制度保障"五位一体的内在机理，五环相扣、协同发力，构成融合发展的完整运行逻辑。其三，当前我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面临结构性隔离、体制机制障碍、协同创新不足、观念误区等多重困境，其根源具有制度性、利益性、机制性和技术性等多重性。其四，推进深度发展必须坚持系统思维，以顶层统筹为先导、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关键、以科技产业融合为动力、以多元生态构建为支撑、以安全保密为底线、以分类施策为方法，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协同发力、综合推进。

面向未来，随着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的加快构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将迎来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更为艰巨的任务。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持续深化对军民融合规律的认识，不断创新融合发展模式和路径，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把经济科技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防实力和军队战斗力，为如期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有力的战略支撑。

诚然，本研究还存在一定不足。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是一个复杂而动态的实践过程，受地域、行业、时点等因素影响显著，本文主要基于文献梳理和理论分析，对具体案例的深入解剖和定量评估相对不足。未来可进一步结合典型地区和重点行业的实地调研，运用案例研究和实证方法，深化对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机理和路径的认识，为政策完善提供更具操作性的参考。

参考文献

[1] 姜鲁鸣.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理论框架与战略构想[J]. 中国军事科学, 2016(5): 11-21.

[2] 陈波. 国防经济学与军民融合发展[M].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17.

[3] 杜人淮. 我国军民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推进路径[J]. 宏观经济研究, 2018(7): 5-14.

[4] 游光荣, 赵林榜. 军民融合与国防科技创新[J]. 中国软科学, 2017(1): 1-8.

[5] 罗建华, 王海涛. 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9, 36(15): 118-124.

[6] 梁清文, 孟凡彬. 民参军:障碍、机理与对策[J]. 国防科技, 2020, 41(2): 1-6.

[7] 刘世庆, 吕炜. 区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模式与路径[J]. 中国军民融合, 2021(6): 28-34.

[8]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规划纲要（2021—2035年）[Z]. 北京, 2021.

[9] 习近平. 在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7-06-21(1).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新时代的中国国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11] 全林远, 张伟. 军民融合背景下国防科技工业改革路径[J]. 国防, 2022(3): 33-38.

[12] 王磊, 肖天亮. 军民融合领域市场体系建设研究[J]. 军事经济研究, 2022(10): 1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