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赋能新发展格局的双重逻辑与实现路径

摘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关键战略举措，也是在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制度安排。本文立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化大生产与市场的一般理论，借鉴交易成本经济学与制度变迁理论，系统阐释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内涵特征、理论基础与逻辑机理。文章构建了统一大市场建设作用于新发展格局的分析框架，沿“国内循环疏通—国际循环韧性提升—双循环互促共进”的传导路径展开，识别出市场规模效应、竞争效应与创新效应三条作用机制。在现状考察中，本文从基础制度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要素与资源市场、商品与服务市场以及市场监管公平统一五个维度进行分析，结合地方保护主义、区域市场分割、要素流动不畅等典型事实，剖析了改革的堵点与短板。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政府激励约束、央地关系、制度性交易成本、要素市场化改革等角度揭示问题成因，并从完善基础制度规则、优化央地权责配置、建设统一流通体系、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等方面提出对策。研究认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应当坚持全国一盘棋与区域差异化相结合，促进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统一，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释放市场的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实支撑。

关键词：全国统一大市场；双循环；要素市场化配置；市场分割；新发展格局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分工格局深刻调整、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背景下，国内市场加快建设、内需潜力持续释放，成为我国统筹发展和安全、应对复杂国际环境的战略纵深。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衔接、相得益彰，而全国统一大市场正是畅通循环、优化配置、激发内需的制度前提与市场基础。因此，深入阐释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理论逻辑，研判其现实进展与突出矛盾，提出系统化的推进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从理论层面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提出，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深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示了社会分工与交换对于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指出市场的扩大、交易成本的降低是促进分工深化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条件；科斯（Coase）的交易成本理论则表明，市场机制有效运行需要以明晰的产权和低交易成本为前提。统一大市场建设正是通过统一基础制度、降低跨区域交易成本、破除行政壁垒，把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资源配置的规模经济优势。从实践层面看，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异显著，部分领域仍存在市场分割、重复建设、以邻为壑等现象，制约了要素跨区域流动与统一配置效率。大而不强、有市无序的问题，要求从制度层面系统性加以破解。

本文的研究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丰富和深化对统一大市场与新发展格局内在关系的理论认识，构建二者之间的分析框架与传导机制。其二，立足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演进，系统梳理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制度基础与政策脉络，为研判改革重点提供依据。其三，围绕“问题—成因—对策”形成可操作的路径建议，为各级政府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参考。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并作评述；第三部分界定概念与理论基础；第四部分构建分析框架与传导机制；第五部分考察现状与典型事实；第六部分剖析问题与成因；第七部分提出对策建议；第八部分为结论与展望。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动态

国外关于统一市场与市场整合的研究源远流长。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论述了“市场范围决定分工”的命题，指出市场规模的扩大是分工深化与财富增长的重要源泉，这一思想为理解统一大市场对社会分工的意义提供了经典起点。此后，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经济学原理》中系统分析了产业组织与规模经济，强调市场扩大带来的规模效益与报酬递增。

在新制度经济学脉络中，科斯（Ronald Coase）1937年发表《企业的性质》，提出交易成本概念，认为市场机制运行存在搜寻、谈判、履约等交易成本；1960年《社会成本问题》进一步强调了产权界定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决定性作用。诺斯（Douglass North）将制度引入经济增长分析，指出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是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其《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为理解市场基础制度统一提供了理论根基。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发展出治理结构与层级理论，强调交易属性与治理结构的匹配，对分析跨区域市场治理具有一定启发性。

在经验研究方面，国外学者围绕国家市场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大量检验。弗兰克尔与罗默（Frankel and Romer）利用地理距离构造贸易工具变量，验证了市场规模与贸易开放对收入的促进作用。阿西莫格鲁等（Acemoglu、Johnson、Robinson）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强调制度质量与产权保护对增长的长期影响，其“包容性制度”概念与统一市场的公平竞争原则相呼应。此外，欧盟单一市场建设的实践研究也为我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比较参照，布鲁盖尔研究所等机构围绕商品、服务、资本与劳动力四大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进行了系统评估。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围绕统一大市场与国内市场一体化进行了深入探讨。早期研究多聚焦于市场分割的成因与度量。陆铭、陈钊等通过分析省际边界效应与商品流通结构，发现地方政府竞争和财政分权激励下的地方保护是市场分割的重要成因，并据此提出市场化改革方向。范欣等利用价格指数方法测度省际市场分割程度，发现其随时间总体下降但仍存在区域异质性。周黎安提出“晋升锦标赛”理论，指出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激励地方政府相互竞争，可能诱发重复建设与市场分割，这一假说被广泛引用。

围绕双循环与国内需求，林毅夫主张以比较优势发展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强调国内市场规模对产业升级的拉动作用，认为依托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有助于形成规模经济与自主创新能力。刘鹤在其关于贸易平衡与高质量发展论述中指出，扩大内需、畅通国内循环是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根本之策。江小涓从服务经济与数字化转型视角，论述了数字经济对统一市场建设的重塑作用，指出数字平台天然具有跨区域、去中介化的特征，有助于打破物理与制度壁垒。

近年来，随着《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出台，学界就其内涵、路径进行了密集讨论。刘志彪认为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点在于统一规则、统一监管、破除地方保护，实现从“块状市场”向“统一市场”的转变；黄群慧强调要素市场化配置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核心地位；陈彦斌侧重于把统一大市场作为激发内需、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工具性支撑。总体而言，国内研究已从现象描述走向机制分析与政策设计，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对统一大市场作用于双循环的系统性传导机制阐释尚显薄弱；二是对规则统一与市场自由度之间的张力讨论不足；三是区域差异约束下如何稳步推进的研究有待深化。

三、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一）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概念内涵

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指在统一的法律法规、基础制度与监管规则之下，商品、服务、资本、劳动力、技术、数据、土地等要素能够在国内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之间自由流动、平等竞争、高效配置的市场体系。其核心要义并非简单的地理一体或规模叠加，而是制度规则的无差别适用、市场准入的统一开放、监管执法的标准协同以及要素流动的低成本化。具体而言，统一大市场至少包含四个层面的统一：一是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的统一，包括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基础制度的全国一体适用；二是市场设施的高标准联通，涉及交通、能源、物流、大数据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三是商品服务市场与要素市场的过度分割破除，实现价格形成机制的全国统一；四是市场监管的公平统一，杜绝选择性执法与地方保护性监管。

值得强调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并非排斥区域差异与地方特殊优势。统一是面向规则与底线的统一，而非抹平比较优势、强制同质化。不同地区依据资源禀赋形成的产业分工与合作，恰恰是统一大市场的应有之义。统一大市场强调的是“统一而不混淆、开放而不分割”，在维护全国统一规则的前提下，允许并鼓励区域特色发展。

（二）理论基础：从交易成本到制度变迁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理论根基，可以从交易成本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与规模报酬递增三个维度加以把握。

第一，从交易成本经济学来看。科斯开创的交易成本范式指出，市场交易并非无摩擦，跨区域的搜寻、谈判、履约、监督都会产生可观成本，地方行政壁垒、标准不统一、监管打架会显著抬高这些成本，进而抑制交易规模与分工深化。统一大市场通过统一规则、标准与监管，直接降低了跨区域交易成本，扩大了可行交易半径，从而促进市场规模扩张与专业化生产。

第二，从制度变迁理论来看。诺斯强调，制度安排决定交易成本与激励机制，有效率的制度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我国统——大市场建设本质上是一场以“放管服”改革和要素市场化改革为抓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其方向是通过重塑央地关系与地方竞争规则，把地方政府行为从“比拼保护”导向“比拼服务”，实现激励相容。

第三，从规模报酬递增来看。新贸易理论（克鲁格曼）表明，在存在规模经济与运输成本的情况下，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利于企业发挥规模报酬递增优势，形成自我强化的集聚与出口竞争优势。我国十四亿多人口、超过四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唯有通过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分割，才能充分转化为有效需求与供给能力，构成双循环互促的规模基础。

（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涵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其核心在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把发展的立足点放在国内，依托强大的国内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体系，把内需潜力释放出来；双循环相互促进，则要求以国内大循环的畅通稳定为国际循环提供坚实基础，同时以更高水平开放、更大范围国际循环反哺国内产业升级与市场成长。

全国统一大市场与双循环之间具有内在的耦合关系。统一大市场是国内大循环顺畅运转的制度底座，只有消除了市场分割与地方保护，生产要素才能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供需才能高效对接，内需潜力才能持续释放。同时，统一大市场也是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支撑，统一的规则、高效的市场、强大的规模，能够增强我国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吸引力和话语权，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朝着更加普惠平衡的方向发展。

四、分析框架与传导机制

（一）总体框架

本文将统一大市场建设对双循环的赋能作用概括为“一个基础、三条机制、四维效应”的分析框架。一个基础，即统一大市场作为双循环的制度与市场基础；三条机制，即市场规模效应、竞争效应与创新效应；四维效应，即成本降低、配置优化、需求扩容与开放深化。具体而言，统一大市场通过统一基础制度、联通市场设施、破除要素分割，首先降低了跨区域交易成本、优化了要素空间配置（成本降低效应与配置优化效应）；其次通过营造公平竞争环境、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扩大了有效需求（需求扩容效应）；再者通过规模经济与竞争压力双重作用激发创新活力，提升供给质量，增强国际循环中的比较优势（开放深化效应）。上述机制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于国内大循环的畅通与国际循环韧性的提升。

（二）市场规模效应

市场规模效应源于克鲁格曼的规模报酬递增思想与斯密的分工命题。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与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市场分割使许多企业只能在局部区域面对有限市场，规模经济难以充分实现。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消除省际壁垒、统一标准认证，使企业能够面向全国市场组织生产与营销，扩大可服务市场规模。市场规模扩大带来三方面影响：一是分摊固定成本、降低单位生产成本，提升盈利能力；二是提高专业化分工的深度，使企业可以通过聚焦核心环节获得比较优势；三是增强对跨国企业投资的吸引力，促使更多高质量外资投向国内。

（三）竞争效应

竞争效应强调统一大市场通过强化市场竞争倒逼企业提质增效。在分割市场中，地方保护使本地企业缺乏外部竞争压力，容易出现低水平重复与“劣币驱逐良币”。统一大市场确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打破行政性垄断，使各类企业在全国同一竞技场上展开竞争。竞争加剧一方面通过优胜劣汰挤出低效产能、优化存量结构；另一方面通过竞争压力激励企业改善管理、降低成本、提升质量，形成正向的动态效率改进。从产业经济角度看，竞争效应还促进产业在区域间合理分布，避免“大而全、小而散”的重建布局，推动区域专业化分工与集群化发展。

（四）创新效应

创新效应的作用链条在于：市场规模扩大抬高了创新收益的上限，使研发投入更加有利可图；市场竞争加剧增强了创新的紧迫性；要素自由流动则加速了创新资源（人才、资本、技术、数据）向创新主体集聚。诺斯与制度学派指出，有效的制度安排能够为创新提供稳定的预期与产权保护。统一大市场通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统一技术标准、消除地方性政策歧视，为创新主体提供全国一致的可预期制度环境，显著降低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同时，数字化平台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打破了信息与物流的传统地理约束，使创新要素能够依托统一市场实现跨区域高效配置，这对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直接意义。

上述三大机制并非彼此孤立。市场规模效应为竞争与创新提供了更大的舞台，竞争效应通过优胜劣汰筛选出最具活力的创新主体，创新效应反过来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扩大有效市场，三者形成“规模—竞争—创新”相互强化的良性循环。可以认为，统一大市场建设正是通过激活这种正反馈，实现对国内国际双循环运行质量与效率的系统性提升。

五、现状分析：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进展与典型事实

（一）总体进展

自《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2022年）印发以来，我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总体上取得积极进展。市场基础制度规则加快统一，营商环境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水平持续提升，《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等制度性安排相继落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深入推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配套改革试点有序开展；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取得明显成效，全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完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运营里程稳居世界第一，现代流通体系初步建立。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报告》参照指标与国内多维度监测均显示，市场准入、证照办理等环节的效率明显提升。总体来看，一个规则统一、开放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正在加快构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持续增强。

（二）要素市场与制度统一

从要素市场看，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政策障碍大幅降低，户籍制度改革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加快，农民工社会保障跨省接续制度逐步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不断完善，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改革稳步落地，统一的主板、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日益健全，直接融资比重稳步提高；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战略地位得以确立，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试点启动，深圳、上海等地探索数据交易所建设，数据确权、定价、交易等基础制度正在探索之中。从制度统一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全面实施，实现“一单尽列、单外无单”，各类经营主体依法平等进入市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逐步强化，对政策措施进行事前审查，防止出台排除限制竞争的地方保护性规定，反垄断执法力度明显加大，天价罚单的震慑效应逐步显现，平台经济领域的“二选一”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受到整治。

（三）区域差异与结构特征

尽管总体向好，统一大市场建设仍呈现明显的区域不平衡。从东中西部的实践看，东部沿海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市场一体化进展较快，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区域战略为市场联通提供了示范；而中西部部分省份受制于交通物流条件、产业基础与财政能力，跨区域市场联通仍有短板，中西部地区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之外仍存在诸多准入限制与资质分割。从行业结构看，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较高，但服务市场、要素市场（尤其是数据、土地、碳排放权等新型要素）的一体化仍显著滞后；从城乡结构看，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尚未完全健全，农村土地、宅基地等要素市场化配置相对薄弱，城乡市场分割的历史惯性尚未完全打破。上述结构性差异提示，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进度在不同维度并不均衡，需要有针对性地补齐短板。

（四）时间维度的阶段性特征

从时间演进看，国内统一市场建设大体经历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初期至二十世纪末，以放开价格、培育市场为主，统一大市场处于“破旧立新”的起步阶段，逐步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指令分配；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市场监管与反垄断立法相继出台，《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逐步修订完善，统一大市场建设进入“建章立制”阶段；新时代以来，尤其是2022年《意见》出台后，统一大市场建设进入“系统集成、纵深推进”的关键阶段，突出强调整体性、协同性与高标准联通。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在积极成效背后，隐性壁垒、选择性执法、以查代管等新问题仍有存续，构成下一阶段改革的重点对象。

六、问题与成因分析

（一）突出问题

尽管建设成效初显，但对照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仍面临若干突出问题。

其一，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仍以隐蔽形式存在。传统上以显性行政壁垒（如地方保护性采购、产品准入限制）为主的市场分割在制度约束下有所收敛，但转向以技术标准、环保要求、地域性扶持政策等隐性方式实施，形成“土政策”“软壁垒”，识别与治理难度加大。部分地方政府通过政府采购倾向、产业扶持目录、资质认定等方式变相设置准入障碍，跨区域统一采购和招投标的公平性仍受干扰。

其二，要素市场发育滞后于商品市场。土地、数据、碳排放权等要素的市场化定价与全国统一交易平台尚未完全建立，要素价格信号扭曲，制约了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土地资源仍以行政配置为主，建设用地指标跨省调剂机制不健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虽已启动全国扩容，但覆盖行业有限；数据交易尚处各自为政阶段，缺乏全国统一的确权与流通规则。

其三，制度性交易成本仍然偏高。部分领域审批环节多、中介服务贵、跨区域资质互认不畅，企业跨省经营的隐性成本较高。医疗、建筑、检测等领域执业资格的区域互认机制不健全，企业在异地开展业务往往需要重复申请、重复认证，增加了经营主体的制度负担。

其四，区域间竞争加剧背景下，“重复建设”“内卷式竞争”现象在新能源、数字经济等赛道偶有出现，个别地方以补贴优惠抢项目、挖人才，扭曲了资源配置。虽然有利于短期内加快产业布局，但也可能造成产能过剩、财政补贴失衡与市场秩序混乱，与统一大市场所倡导的公平竞争原则相背离。

（二）成因剖析

上述问题的成因是多维度的，至少可以从以下四个层面解读。

第一，地方政府激励约束尚未完全理顺。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承担了大量发展与民生支出责任，财政压力促使地方倾向于保护本地税源、限制要素流出；与此同时，以经济增速、招商引资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强化了地方横向竞争的动机，容易诱发以邻为壑的市场分割行为。尽管考核体系正在向高质量发展导向转型，但激励相容机制的完全建立仍需时日，特别是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还需深化。

第二，央地关系与事权划分有待优化。统一市场的维护本质上是中央层面的公共产品，但当前部分市场监管、标准制定、执法权限在央地之间分工不够清晰，地方政府在承担统一市场维护责任的同时又面临发展激励的冲突，导致“裁判员”与“运动员”角色并存。中央统筹力度与地方执行弹性之间的张力，需要通过法治化、常态化的制度安排来化解。

第三，制度供给存在短板。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涉及大量跨部门的制度协调，但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之间的冲突与衔接不足，统一的基础制度规则尚不健全；对于新型要素（如数据）的权利界定、流转规则、收益分配等核心制度仍处探索阶段，法律供给滞后于实践需求，客观上延缓了新型要素市场的统一化进程。

第四，区域发展不平衡加重推进难度。欠发达地区产业基础薄弱，对市场开放的承受能力有限，担心统一开放后本地企业和产业受到冲击，因而存在消极观望甚至隐性抵触心理，这在客观上制约了统一规则的全面落地。如何在工作推进中兼顾效率与公平、尊重区域承受能力，是需要在政策设计上认真权衡的现实问题。

七、对策建议：高质量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针对上述问题与成因，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需要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统筹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当前与长远多重关系，从制度、要素、流通、开放等层面系统施策。

（一）加快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的全国统一

市场基础制度是统一大市场的根基。应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基础制度，实现各地制度供给的无差别、无歧视。具体而言，一是持续深化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改革，坚决做到“一单尽列、单外无单”，清理取消各类显性、隐性准入限制，杜绝以备案、认可、年检为名的变相审批；二是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全面落到实处，把公平竞争审查嵌入政策出台的全流程，建立审查结果公开与责任追究机制，对违背统一大市场要求的存量政策分类清理、增量政策严格把关；三是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推动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实现信用评价标准的互认互用，降低跨区域交易的信息成本。

（二）优化央地权责配置，重塑地方政府竞争动力

理顺央地关系是破解地方保护的关键。一是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在统一市场建设中的事权与支出责任，明确统一市场的规则制定、执法监管、标准协调以中央为主导，地方政府在发展规划、公共服务、属地监管等方面承担相应责任，避免责任悬空。二是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增强地方财政收入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缓解地方政府因财政压力而产生的保护倾向。三是改革完善地方考核评价体系，把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成效、要素配置效率、公平竞争环境纳入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引导地方从“比拼保护、争夺项目”转向“比拼服务、优化环境”，实现激励相容。

（三）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要素自由流动是统一大市场的活力所在。一手抓传统要素改革，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劳动力跨区域自由迁徙；健全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探索建立全国性的用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资本跨区域高效配置。一手抓新型要素改革，加快数据要素确权登记、流通交易、收益分配等制度建设，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交易市场与规则体系，打破数据孤岛与行业壁垒；稳步扩大碳排放权、用能权等环境权益交易的全国覆盖，发挥市场机制在绿色与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推动要素价格在全国范围内真实反映供求与稀缺程度。

（四）建设高标准联通的市场设施体系

市场设施是统一大市场运行的物理支撑。应持续完善现代流通体系，统筹布局国家物流枢纽，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依托“八纵八横”高铁网和日益完善的高速公路网，畅通跨区域商品流通大通道；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建设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推动政务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为企业跨区域经营提供数字化的服务支撑；加强市场监管信息跨区域共享与执法协作，推行“一网通办”“异地通办”，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五）在开放中建设统一大市场，促进双循环互促共进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相衔接。一方面，以统一开放的国内市场为依托，吸引高质量外资进入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绿色低碳等领域，用好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吸引力，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另一方面，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的国内协调与国际衔接，以统一大市场的制度优势增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韧性。通过内需潜力的持续释放和国际循环质量的稳步提升，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为应对逆全球化与地缘政治风险构建更具韧性的发展纵深。

八、结论与展望

本文系统考察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赋能作用及其实现路径。研究表明，统一大市场建设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制度基石，也是提升国际循环韧性、实现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支撑。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市场规模效应、竞争效应与创新效应三条路径，三者相互强化，共同构成“规模—竞争—创新”的良性循环。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基础制度统一、市场设施联通、要素市场化改革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但地方保护隐性化、要素市场发育滞后、制度性交易成本偏高、区域不平衡等问题仍然突出，其根源在于地方政府激励约束未完全理顺、央地事权划分有待优化、制度供给存在短板以及区域发展差异的制约。为此，需要加快基础制度统一、优化央地权责、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设施并在开放中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

展望未来，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纵深推进，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进一步转化为资源配置的规模经济优势与创新发展的内生动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需要指出的是，统一大市场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涉及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必须坚持全国一盘棋与区域差异化相结合，尊重经济发展规律与各地承受能力，稳中求进、久久为功。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运用价格法、边界效应法等计量方法，对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并结合数字经济、绿色转型等新变量，深化对要素市场化配置与市场规模效应对双循环作用机制的实证检验，为完善相关政策提供更坚实的学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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