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驱动我国产业升级的内在机理、现实挑战与推进路径

摘要：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共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是推动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中高端的关键力量。本文在系统阐释新质生产力理论内涵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熊彼特创新理论与演化经济学为理论根基，构建了“科技创新引领—要素优化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发展范式变革”的分析框架，深入探讨新质生产力驱动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涵盖创新驱动、数智赋能、绿色低碳转型与全球价值链攀升等维度。文章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发展实际，立足总体、结构、区域与时间多重维度考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演进态势，剖析了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科技成果转化不畅、产业生态不完善、新型人才支撑不足等现实挑战。据此，从强化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优化要素配置与产业生态、健全成果转化与早期投资机制、加强新型劳动者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系统性对策。研究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应立足科技自立自强，统筹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与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战略支撑。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现代化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

一、引言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入演进，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前沿领域加速突破，重构着全球产业格局与竞争版图。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传统要素红利减弱、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核心地，亟需以新的生产力理论指导新的发展实践。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顺应了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时代潮流，深刻回答了新发展阶段依靠什么动力、沿着何种路径推动生产力发展并实现产业升级的重大命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深远战略意义。

从理论层面讲，新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创新。马克思指出，科学技术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革命性力量，生产力中包括科学的力量（《资本论》）与“一般社会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强调以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第一动力，正是对这一重要思想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运用与发展，深刻揭示了科技进步对生产力质态跃迁的根本作用。从实践层面看，我国正处于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关键期，传统产业占比依然较高，但增长动能减弱；战略性新兴产业迅猛发展，但“大而不强”问题仍存；未来产业萌芽初现，亟需前瞻布局。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是破解产业升级瓶颈、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构筑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

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一是立足生产力理论与创新经济学，构建新质生产力驱动产业升级的整体性分析框架，丰富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产业发展理论；二是立足我国产业发展实际，系统识别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现实挑战；三是围绕“创新驱动—产业升级”主线提出可操作的政策路径，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关于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的研究渊源深厚，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开创的创新理论强调“创造性破坏”，认为创新的本质是建立新的生产函数，通过新产品、新工艺、新市场、新组织方式实现生产体系的重组，推动经济摆脱旧均衡、实现跨越式发展，其“企业家精神”与“创新集群”思想是理解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石。

索罗（Robert Solow）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将长期经济增长归因于外生技术进步，虽未打开技术进步的“黑箱”，却确立了技术进步作为增长源泉的重要地位。罗默（Paul Romer）的内生增长理论进一步强调知识积累与技术创新的内生性，指出研发投入、人力资本与知识溢出是实现报酬递增和持续增长的关键，为理解科技创新驱动生产力提升提供了现代增长理论基础。

在产业层面，波特（Michael Porter）的竞争优势理论系统论述了产业集群、创新环境与国家竞争优势的关系，其“钻石模型”强调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支撑产业与企业战略竞争四要素的协同；克里斯托弗·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与伦德瓦尔（Lundvall）开创的国家创新体系理论，揭示了创新活动的制度性、系统性与交互性特征，强调产学研用协同与制度环境对创新能力的影响；佩雷斯（Carlota Perez）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则指出，每次技术革命都会引发生产组织、基础设施与制度安排的范式变迁，其“黄金时代”周期理论对理解新一轮技术革命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围绕新质生产力，国内学界展开了密集而深入的研究，迅速形成一批代表性成果。在概念阐释方面，学界从“新”与“质”两个维度把握其内涵，“新”指科技创新、数字化绿色化转型等新动能，“质”指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主要标志，普遍强调新质生产力是摆脱传统增长路径、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新型生产力质态。在理论溯源方面，学者们将新质生产力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熊彼特创新理论、演化经济学等相结合，考察其理论脉络与时代创新。

在发展路径方面，林毅夫主张发展新质生产力应基于比较优势，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通过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培育新兴产业集群；江小涓强调数实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作用；蔡昉从人口与人才角度指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依赖于人力资本结构升级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需要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产业层面，黄群慧提出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载体重塑新质生产力，强调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梯度培育；刘志彪则从统一大市场与创新生态角度分析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条件。

综合来看，现有研究已就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属性、形成机理与政策含义进行了广泛探讨，但大多聚焦于总体层面或单一视角，对新质生产力驱动产业升级的系统性机制分解、阶段性现实挑战识别与差异化区域推进路径的深化研究仍然不足，这也为本文提供了研究空间。

三、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一）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界定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与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其核心意涵可以从几个层面把握。

其一，从“新”的维度看，新质生产力以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新领域为主要载体，以科技革命性突破为引领，强调的是区别于传统生产力发展路径的变革性力量。其二，从“质”的维度看，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导向，强调的是不仅“量”的扩张更为“质”的跃升。其三，从构成看，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三重力量共同催生，其形成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显著标志。其四，从范畴看，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包括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深海空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同时新质生产力也通过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使传统产业在数智化、绿色化转型中获得新生。

（二）理论基础

新质生产力驱动产业升级，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熊彼特创新理论、演化经济学与产业组织理论等多重理论视角加以把握。

第一，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马克思将生产力理解为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的有机结合，强调科学技术的加入使“生产过程从简单的劳动过程变为科学技术的应用过程”，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新质生产力正是以科技创新重塑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的结合方式，推动生产力在质态上发生革命性跃升，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时代诠释。

第二，熊彼特创新理论。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强调创新对旧生产体系的破坏性重建，正是产业升级的动态机制。新质生产力所依赖的颠覆性技术，往往打破既有产业格局、催生新的产业形态，这正是创造性破坏在新时代的体现；其对企业家的强调，也凸显了创新主体在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中的关键作用。

第三，演化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关注技术变迁、产业演化与惯例更替，强调路径依赖与正反馈机制，有助于理解产业升级并非线性过程，而是需要在学习、试错与制度激励中逐步演进。诺斯等制度经济学家的研究则表明，产权保护、竞争环境、创新激励等制度安排是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往往相互促进。

第四，产业组织与竞争理论。波特关于产业集群与竞争优势的分析启示我们，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依赖完整的创新生态与产业生态；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则强调创新主体与制度环境在创新网络中的协同，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系统性的分析视角。

（三）产业升级的内涵

产业升级是指产业结构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演进的过程，既包括产业间结构的高级化（由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演进），也包括产业内的价值链攀升（向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还包括生产方式与组织模式的演进升级（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由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变）。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产业升级，突出表现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动力转换、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的功能提升和以全球价值链攀升为目标的地位跃迁。

四、分析框架与作用机制

（一）总体框架

本文构建“科技创新引领—要素优化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发展范式变革”的四阶段分析框架，阐释新质生产力驱动产业升级的总体逻辑。第一阶段，科技创新（尤其是原始创新与颠覆性技术突破）构成新质生产力的第一动力；第二阶段，科技创新通过改造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并优化其组合，实现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第三阶段，要素的创新配置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壮大和未来产业培育，实现产业深度转型；第四阶段，产业结构的整体跃升带动增长动力、发展模式的根本变革，形成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范式。四阶段层层递进、相互反馈，共同构成新质生产力驱动产业升级的完整链条。

（二）创新驱动机制

创新驱动机制是核心机制。其一，颠覆性技术创新开辟新产业赛道，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等领域的突破直接孕育新产业，并通过对既有产业的渗透改造形成新的增长点；其二，渐进性技术创新提升既有产业的技术水平与生产效率，增强产业的技术密集度与附加值；其三，创新通过推动产品创新、工艺创新与组织创新，改善产业的供需结构，推动产业向更高水平演进。

（三）数智赋能与要素优化配置

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相互促进。一方面，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其市场化配置与广泛利用能够显著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信息成本；另一方面，数字技术重塑生产组织方式，推动决策智能化、生产柔性化、供应链数字化。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传统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提升，实现不换产业换动能、不换赛道换模式的“老树发新枝”。

（四）绿色低碳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也是新质生产力内在要求。绿色技术创新驱动新能源、节能环保等产业快速发展，传统高耗能产业通过绿色低碳改造实现清洁化、高效化转型。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是追求经济效益，更是在资源环境硬约束下实现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并重的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成为连接新质生产力与产业升级的枢纽性指标。

五、我国新质生产力与产业升级的现状分析

（一）总体态势

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呈现向好态势。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持续增长，投入强度稳步提升，位居世界前列；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不断上升，中国已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版图中的重要力量。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大幅提高，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出海势头强劲，成为国际竞争新名片；航天、深海、量子、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

（二）结构性特征

从产业维度看，我国已经形成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梯次布局的发展格局。传统产业加快改造升级，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水平提高；新兴产业规模持续扩大，竞争力不断增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深海探测等取得阶段性进展。从所有制看，国有企业、民营科技企业与外资企业共同构成创新主体，民营科技企业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中表现活跃，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持续增长。

（三）区域差异

从区域看，新质生产力发展呈现明显的梯队格局。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创新资源、产业基础与人才优势处于领先位置，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创新策源地；中西部地区依托成本、能源与特色产业优势，在承接产业转移中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但与东部的原始创新差距仍然存在；东北地区在新能源装备、航空航天等特色领域保持优势，但整体转型任务艰巨。区域协同、错位发展是新质生产力布局的重要方向。

（四）时间演进

从时间维度看，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大体经历三个阶段：早期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主，奠定产业基础与技术能力；中期进入模仿创新与集成创新并重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起步壮大；新时代以来进入自主创新与原始创新加速突破阶段，加快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转变，新质生产力成为指导实践、引领发展的核心概念。总体来看，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已具备较为坚实的基础，但仍处于爬坡过坎、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阶段。

六、新质生产力驱动产业升级的现实挑战与成因

在把握新质生产力驱动产业升级总体逻辑并考察其发展现状之后，有必要正视前进道路上的突出障碍。本章从挑战识别与成因剖析两个层面展开，前者聚焦现实困境的表征，后者追溯其深层根源，两者共同为对策设计提供问题导向的依据。

（一）主要挑战

尽管新质生产力发展态势良好，但对照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我国在依靠新质生产力驱动产业升级方面仍面临一系列现实挑战。

第一，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仍存短板。我国在部分基础研究、前沿技术领域布局不足，原创性、引领性、颠覆性技术突破相对稀缺；芯片、高端工业软件、精密仪器、航空发动机、生物医药核心装备等领域的“卡脖子”问题仍然存在，关键零部件、基础材料与核心工艺依赖进口的局面尚未根本扭转。这将直接影响产业升级的技术底座与自主可控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产业链的韧性与安全水平。

第二，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畅。我国科技创新存在一定程度的“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错位”，高校院所的科研成果与企业需求之间衔接不畅，中试、熟化环节薄弱，大量专利沉淀在实验室而未转化为产品与产业，“从0到1”的突破与“从1到N”的产业化之间缺乏有效通道，制约了新质生产力的落地。科技成果转化链条中“死亡之谷”现象较为普遍，制约了创新对产业升级的实质拉动。

第三，新质生产力发展存在结构性失衡。产业层面“一哄而上”、重复布局现象值得警惕，部分地方在新能源汽车、光伏、数据中心等热门领域规划趋同，容易造成产能过剩与资源浪费；区域层面新质生产力向少数发达地区高度集聚，中西部、东北地区人才与技术加速流失，区域创新能力差距有扩大之势，不利于新质生产力的全国协同布局。

第四，产业生态与要素支撑有待完善。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金融支持体系、人才支撑体系与开放创新生态尚不健全，早期风险投资、耐心资本不足，硬科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然突出；掌握核心技术、具备跨界能力的复合型创新人才储备不足，新产业新业态所需的数智化技能人才短缺，制约了新兴产业的成长壮大。

（二）成因剖析

第一，创新体系结构性问题。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比相对偏低，长期从事基础研究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制度激励与资源配置仍需优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虽在增强，但多数企业研发集中于应用与集成创新，原始创新能力偏弱，产学研协同存在“两张皮”现象，创新链与产业链未能深度融合。

第二，机制与制度性障碍。科技成果处置权、收益分配权改革尚未完全到位，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激励不足；评价机制“唯论文、唯职称”导向尚未根本扭转，不利于引导科技人员面向产业需求开展研究；知识产权保护与科技成果权益分配制度仍需健全，制约了创新要素的流转与激励。

第三，金融与资本结构约束。我国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信贷对缺乏抵押物、高风险高回报的早期硬科技项目支持不足；创业投资、风险资本发展中存在“募、投、管、退”各环节瓶颈，耐心资本、长期资本规模有待扩大，科技金融对创新链、产业链的支撑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第四，人才与教育结构错配。教育体系对创新型、复合型人才与产业升级需求的对接存在滞后，数智化技能的培养与普及不足；高层次科技人才、领军人才相对匮乏，人才评价、激励与流动机制不尽合理，影响了创新资源向新质生产力领域的集聚与效能释放。

七、案例分析：新质生产力驱动产业升级的典型实践

为更具体地呈现新质生产力对产业升级的驱动作用，本章选取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与绿色低碳三个领域的典型实践进行剖析。这些案例分属“新兴产业壮大”“传统产业改造”与“绿色低碳转型”三种不同升级路径，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新质生产力作用的多样性。

（一）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驱动与价值链攀升

新能源汽车产业是我国新质生产力驱动产业升级的典型样本。依托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技术的持续攻关，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全球领先，动力电池装机量占全球份额显著提升，整车及零部件企业加速走向全球市场。这一案例表明，通过核心技术突破重构产品结构与价值链分工，能够摆脱传统燃油车时代“市场换技术”的被动局面，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充分体现了颠覆性创新对产业地位跃迁的驱动作用。同时，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培育还带动了动力电池、充电基础设施、智能网联等上下游产业集群的发展，形成了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深度融合的良性生态，为其他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二）智能制造与工业互联网：数智赋能传统产业转型

在传统制造领域，以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实践，诠释了“老树发新枝”的升级路径。通过数字孪生、工业机器人、大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的应用，部分企业实现生产流程的柔性化、智能化改造，显著降低单位能耗与不良率，提升设备利用效率。针对量大面广的传统产业，数智化改造无需更换赛道，即可在不改变产业属性的前提下实现动能重塑，为传统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现实可行的路径。数据显示，实施智能制造的示范工厂普遍实现生产效率提升与运营成本下降，充分印证了数字化、智能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也说明新质生产力并非仅限于新兴产业，同样能够深刻改造传统产业。

（三）绿色低碳产业：绿色技术创新重塑竞争优势

在绿色低碳领域，光伏、风电、储能等绿色产业依托技术创新快速壮大，“新三样”成为出口新名片，绿色低碳技术在多场景中加速落地。这一实践表明，绿色化既是产业升级的方向，也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体现，绿色技术赋能使产业在环境保护与经济效益之间实现统一，为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提供了支撑。此外，碳排放权交易等市场机制的完善，也通过价格信号引导资金与技术向绿色低碳方向集聚，体现了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协同驱动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

上述案例从新兴产业壮大、传统产业改造、绿色低碳转型等不同侧面印证了新质生产力驱动产业升级的多元路径，也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鲜活经验。综合来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一个多主体、多机制、多环节协同的过程，需要政府、企业、科研机构与金融机构共同发力，更需要系统性制度安排的持续跟进。

八、推进路径：以新质生产力引领产业升级

针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挑战，应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施策，从创新源头、创新主体、产业布局、转化机制与人才支撑等层面统筹推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与产业升级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一）强化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

第一，大幅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比重，完善基础研究长期稳定支持机制，鼓励探索性、原创性研究，培育自由探索与目标导向相结合的科研文化。第二，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前瞻部署一批重大科技任务与科技创新平台，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集中力量实现原创性突破。第三，加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的衔接，构建从“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发展”的全链条贯通机制，夯实产业升级的技术源头。同时优化基础研究的经费配置与评价导向，鼓励长期耕耘与“十年磨一剑”的科研攻关精神。

（二）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支持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牵头承担国家重大科技攻关任务。鼓励龙头企业建设高水平研发机构与中试平台，打通创新链与产业链；加大对专精特新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梯次培育，构建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生态。健全产学研深度融合机制，推动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联合攻关、共建平台、共享成果，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让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与成果转化的主体。

（三）统筹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协同发展

坚持“先立后破”、因地制宜，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与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对传统产业，加快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推动工艺升级、产品换代、价值链攀升；对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材料等优势集群，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对未来产业，前瞻布局量子科技、基因技术、深海空天等领域，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引导各地区立足比较优势错位发展、协同互补，形成梯次推进、竞相发展的产业新格局。

（四）健全科技成果转化与科技金融支撑体系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落实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政策，赋予科研人员更大成果处置权与收益分配权；建设中试平台、概念验证中心与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与科技金融，壮大耐心资本与风险投资，为硬科技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探索“投贷联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创新模式，缓解初创科技企业融资难题。完善“募投管退”循环机制，畅通创投资本退出渠道，吸引更多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投入科技创新，实现科技、产业与金融的良性循环。

（五）加强新型劳动者队伍建设

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深化教育改革，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加强人工智能、数据科学、工程技术等紧缺人才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与跨界能力的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完善人才评价与激励机制，破除“四唯”倾向，突出创新价值、能力与贡献导向；健全人才服务体系，促进人才在区域间、产学研用间的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加强数智化技能培训与终身学习体系建设，提升广大劳动者适应新技术、新产业的能力，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本支撑。

九、结论与展望

本文系统考察了新质生产力驱动我国产业升级的内在机理、现实挑战与推进路径。研究表明，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由技术革命性突破、要素创新性配置与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共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其驱动产业升级的机制包括创新驱动、数智赋能、绿色低碳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等维度，并通过“创新引领—要素配置—产业转型—范式变革”的链条发挥整体作用。当前，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呈现良好态势，新兴产业壮大与传统产业改造同步推进，但仍面临原始创新不足、关键技术受制于人、成果转化不畅、产业生态与人才支撑薄弱等挑战。为此，应强化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完善企业主导的创新体系、统筹产业梯次发展、健全成果转化与科技金融支撑、加强新型人才队伍建设，形成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推动产业升级协同并进的总体合力。

展望未来，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入推进，新质生产力将加快成长并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发挥日益关键的作用。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需要我们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处理好市场与政府、当前与长远、效率与安全、东部与中西部的多重关系，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扎实推进。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构建新质生产力的测度指标体系，运用面板数据与典型案例开展量化评估，深化对不同区域、不同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的比较研究，为完善相关政策和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经济学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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