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进程中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路径优化

摘要：城乡融合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重要路径，对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共同富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缪尔达尔循环累积因果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系统阐释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概念内涵与理论基础，指出其核心在于打破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壁垒，促进城乡之间人口、土地、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与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文章构建了“要素流动—产业协同—公共服务均衡—治理一体”的分析框架，综合考察了我国城乡融合发展在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要素市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乡村治理等方面的实践进展与典型事实，并从总体、结构、区域与时间多重维度刻画其演进态势。在此基础上，文章深入剖析了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受阻、乡村产业竞争力不强、公共资源城乡配置不均衡、农村集体经济薄弱与农民增收相对滞后等深层矛盾及其成因。据此，从深化户籍与土地制度改革、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城乡一体化治理与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等方面提出了系统化的对策建议。研究认为，城乡融合发展应当坚持以人为核心，统筹新型城镇化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城乡互促共进、共建共享，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也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创造有利条件。

关键词：城乡融合；乡村振兴；要素双向流动；二元结构；共同富裕

一、引言

城乡关系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一对基本而重要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经历曲折演进，从计划经济时期以农补工、城乡分割，到改革开放后城乡要素流动增强、城乡差距总体扩大又逐步收敛，再到新时代以来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探索，城乡关系不断走向协调。与此同时，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城乡收入差距虽在缩小但仍高于合理水平，城乡要素配置失衡、公共服务不均等、乡村空心化与农民老龄化等问题交织并存。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将城乡融合发展上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安排。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深入把握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准确识别现实困境，提出科学可行的路径优化方案，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从理论层面看，城乡融合是对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继承发展，也是对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关系的理论深化；从实践层面看，研究城乡融合路径有助于破解当前“城强乡弱”的困局，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本文的研究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与作用机理何在？当前我国城乡融合发展面临哪些现实困境及其成因？应当如何优化城乡融合发展的推进路径？围绕这三个问题，本文综合运用理论分析与现实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展开研究。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相关研究

城乡关系是国外发展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的经典议题。刘易斯（W. Arthur Lewis）在1954年提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将发展中经济体刻画为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并存的二元结构，认为工业化通过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实现经济社会转型，这一理论奠定了城乡关系研究的基础，但也因忽视农业部门发展而受到后来学者的修正。

此后，拉尼斯与费景汉（Ranis and Fei）发展了刘易斯模型，强调农业部门剩余与生产率提高对工业化的基础作用，使城乡二元结构理论更加完善。托达罗（Michael Todaro）则从城乡劳动力迁移角度指出，农业部门的就业与收入状况、农村发展的内部条件对劳动力流动具有重要影响，单纯的城市化并不必然带来和谐城乡关系。

在发展经济学之外，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揭示了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回波效应”与“扩散效应”的不平衡，解释了城乡、区域差距的自我强化机制，为理解城乡差距的深层次原因提供了重要视角。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创立的新经济地理学进一步从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与集聚效应角度，解释了经济活动向城市集中的内在动力，为城乡空间格局的形成提供了理论解释。

在实践层面，过度的城市化与城乡失衡引发反思。国际经验表明，城乡分隔、城市化过度扩张而忽视乡村发展的模式往往带来贫民窟、城乡断层与资源环境问题。日本、韩国等在工业化后期通过扶持农业农村、推进城乡统筹、振兴乡村产业等政策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其经验常被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国际参照。总体来看，国外文献为理解城乡关系的演变规律与城乡差距成因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工具，但对其体制机制设计与中国的具体情境缺乏针对性研究。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界围绕城乡关系与城乡融合发展展开了深入研究，形成诸多成果。在理论渊源方面，学者们普遍将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作为城乡融合的理论基础，强调生产力发展推动城乡关系从对立走向融合的历史趋势。在概念界定方面，学者们多强调城乡融合是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城乡居民权利均等、城乡空间合理分工与治理一体化的有机结合，其核心是打破城乡二元分割、实现要素与资源的优化配置。

在成因分析方面，陆大道、陈钊等从体制与制度角度，指出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财政体制等是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制度根源；周其仁则强调产权改革与市场机制在协调城乡关系中的作用。在路径研究方面，林毅夫强调发挥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以吸纳农村劳动力；刘守英从土地制度与城乡要素流动角度，主张以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推动城乡融合；黄季焜等关注农业现代化与农民增收，探讨乡村产业发展的路径。

近年来，围绕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城乡融合与新型城镇化、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等议题，学界展开了密集讨论。多数学者认为，城乡要素（尤其是人口与土地）双向流动是城乡融合的关键，公共资源均等化配置是城乡融合的保障，乡村产业振兴是城乡融合的支撑。总体来看，国内研究已从宏观理论走向体制机制与政策设计层面，但多数研究侧重于单一维度（或要素、或产业、或公共服务），对城乡融合的系统性机制与整体推进策略的一体化研究仍待深化，这为本文提供了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三、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一）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

城乡融合发展是指在坚持城镇与乡村协调共生、功能互补、地位平等的前提下，通过破除城乡二元体制障碍，促进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产业协同发展、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与社会治理一体化，实现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城乡融合并非简单的“城乡相同”或“消灭乡村”，而是尊重城乡差异、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实现功能互补的高水平协同。其核心要义包括：要素自由流动（人口、土地、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平等交易）、产业协同联动（农业现代化与二三产业在乡村延伸融合）、公共服务均等（城乡基础设施与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配置均衡）、权利平等（城乡居民在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权利公平）与治理一体（城乡规划、治理与市场监管一体推进）。

（二）理论基础

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基础可以从多个理论视角加以把握。

其一，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城乡分离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城乡对立将走向城乡融合，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这一思想揭示了城乡融合的根本动力在于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的调整，为我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宏观的、历史必然性的理论指引。

其二，二元结构与劳动力转移理论。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揭示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城乡二元结构逐渐消失的过程；托达罗模型则强调农村内部发展与城乡收入预期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这些理论提示，城乡融合需要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协同推进，同时重视农村发展自身条件的改善。

其三，循环累积因果与新经济地理理论。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指出市场力量倾向于使城乡、区域差距扩大而非缩小，因而需要政府干预加以矫正；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从集聚经济的角度解释了资源向城市集中的机制。这些理论共同说明，城乡融合发展既需要发挥市场配置要素的作用，也需要政府发挥统筹与再分配功能，实现市场与政府的有机结合。

其四，制度变迁与产权理论。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强调制度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决定性作用；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与产权理论则表明，清晰的产权界定与低成本交易有助于要素流动与配置优化。城乡要素（尤其是农村土地、宅基地）的自由流动，离不开产权制度改革的支撑，这是城乡融合制度演进的微观基础。

（三）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关系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城乡融合发展则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与体制安排。两者相辅相成：乡村振兴需要依托城乡融合获取要素、市场与科技支撑，摆脱乡村“闭门造车”的困境；城乡融合的目标本身即包含乡村的振兴与发展，实现城乡均衡必须把乡村建设好。因此，统筹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坚持以城带乡、以乡促城，正是城乡融合发展应有之义。

四、分析框架与作用机理

（一）总体框架

本文构建“要素流动—产业协同—公共服务均衡—治理一体”的四维分析框架，阐释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城乡共同繁荣的作用机理。四个维度相互促进：要素双向自由流动是基础，为城乡产业协同提供要素保障；城乡产业协同是支撑，通过产业分工与融合增强乡村内生发展能力；公共服务均衡是保障，通过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改善民生与人力资本；治理一体化是牵引，为要素流动、产业协同与公共服务均等提供制度环境与实施保障。

（二）要素双向流动机制

要素流动是城乡融合的核心机制。其一，人口要素的流动，既包括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市民化，也包括城市人才、返乡下乡人员到农村创业兴业，形成“人往城里走、才往乡村流”的双向格局；其二，土地要素的流动，通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集体经营建设用地入市等改革，促进城乡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其三，资本与技术的流动，引导城市资本、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流向农业农村，同时农村集体经济与特色产业也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形成城乡之间资本、技术、信息的对流；其四，数据要素的流动，数字化基础设施下乡使乡村能够分享数字经济红利，促进城乡产业链、价值链在数字空间中深度融合。

（三）产业协同与公共资源均衡机制

城乡产业协同为乡村发展注入引擎。通过推动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休闲康养等新业态，延长农业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乡村就地就近吸纳就业与增收的能力；通过城乡产业链分工协作，引导城市工业与服务要素向乡村延伸，形成城乡互补的产业生态。公共资源均衡机制则强调通过制度改革与财政统筹，推动教育、医疗、养老、基础设施等资源向乡村倾斜，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为乡村吸引人才、改善民生、促进公平提供制度保障。

五、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现状分析

（一）总体态势

近年来，我国城乡融合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比总体呈下降态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加快，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稳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农村公路、电网、供水、宽带等条件大幅提升；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显著，美丽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可以说，我国城乡关系正从二元分割走向融合发展，城乡差距整体趋向收敛。

（二）结构性特征

从结构看，城乡融合发展呈现不平衡特征。要素流动方面，人口城镇化与人才下乡并存，但土地、资本等要素的城乡双向流动机制仍有不足；产业方面，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但整体竞争力不强，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等新业态增长迅速但基础薄弱；公共服务方面，硬件设施（道路、供水、网络）改善明显，但软件服务（优质教育、医疗人才）城乡差距依然突出。这些结构性特征表明，城乡融合发展正处在“硬件补齐、软件提质”的关键阶段。

（三）区域差异与时间演进

从区域看，东部沿海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高，要素流动活跃、集体经济较为发达；中部地区依托农业与县域经济加快城乡协调；西部与东北地区受制于财力与区位，城乡融合难度更大。从时间演进看，我国城乡融合大体经历“破除壁垒、要素放活—试点探索、梯度推进—系统集成、全面深化”几个阶段，当前正处于制度建设加快、改革全面深化的新阶段，政策统筹与系统集成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六、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困境与成因分析

在把握城乡融合发展一般机理并考察实践现状之后，需要进一步正视前进道路上的突出问题。本章从困境识别与成因剖析两个层面展开分析，前者刻画城乡融合纵深推进中所遭遇的堵点，后者追溯这些堵点的体制与制度根源，共同为优化路径提供问题导向依据。

（一）主要困境

第一，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依然受阻。人口要素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仍面临户籍与公共服务等制度羁绊，部分进城务工人员难以真正融入城市，教育、住房、社保等权益保障有待加强；与此同时，受乡村就业机会与收入水平所限，人才回流与城市人才下乡的内生动力不足。土地要素上，农村土地产权权能不完整、交易平台不健全，宅基地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渠道仍不通畅，存在“想进进不来、想出出不去”的困局。资本与技术要素方面，受农业投资回报周期长、风险高、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影响，社会资本进入农业农村仍有顾虑，农村金融供给相对不足，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有待提升。

第二，乡村产业整体竞争力不强。多数乡村产业仍以初级农产品生产为主，产业链短、附加值低，精深加工与品牌建设滞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深度不够，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业态多处于起步阶段，同质化现象较为明显；乡村产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规模偏小、组织化程度不高，与市场的衔接能力有限，难以形成稳定可持续的产业竞争力。

第三，城乡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城乡基础设施仍存在差距，水电路气信等市政设施向农村延伸不足，偏远山区、脱贫地区基础设施仍有短板；城乡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均衡，优质教育医疗资源集中于城市，乡村教师、医生等专业人才短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任务依然艰巨。

第四，农村集体经济与农民增收相对滞后。部分农村集体经济薄弱，经营性收入来源单一，村集体带动农民增收的能力不足；农民收入结构仍以工资性收入与经营净收入为主，财产性收入占比偏低，农业转移人口与乡村振兴重点地区农民持续稳定增收面临压力，城乡收入差距虽缩小但仍处于相对较高水平。

（二）成因剖析

上述困境的成因是多层次、多方面的。

第一，城乡二元制度的历史惯性。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与财政体制，虽经多轮改革，但其制度惯性依然存在，城乡之间在资源分配、权利配置上仍存在隐性壁垒，改革攻坚的深度与协同性有待加强。

第二，城乡生产力与要素回报的客观差异。受集聚经济影响，城市在资本、人才、科技等要素配置上天然具有比较优势，要素回报率更高，客观上吸引要素向城市流动，形成“虹吸效应”；而乡村要素回报偏低、市场发育不足，抑制了要素向乡村流动的内在激励，导致城乡要素流动“单向化”而非“双向化”。

第三，公共财政与资源配置机制不完善。城乡分治的财政体制与“重城轻乡”的历史投资结构尚未根本扭转，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在投入机制、标准制定与绩效考核上存在城市偏向，影响了资源向乡村的均衡配置。

第四，乡村自身发展基础与经营主体能力不足。乡村产业发展受制于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约束，经营主体分散弱小，风险承受能力不足；乡村治理能力与集体经济组织建设相对滞后，规划引领与市场机制的结合不够紧密；部分村庄人口持续外流，出现“空心化”“老龄化”现象，乡村治理与服务供给面临人少事多的现实困难，制约了城乡融合的落地效果。此外，城乡融合涉及多部门、多层级协同，政策执行中的部门壁垒与协调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改革的整体效能。

上述困境与成因相互叠加，使得城乡融合发展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仍面临深层结构性矛盾，需要通过系统性的制度改革与政策创新加以突破。

七、城乡融合发展的典型实践与经验借鉴

为更具体地反映城乡融合发展在实践层面的推进路径，本章选取县域经济带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数字化赋能三个方面的典型实践进行呈现。这三个维度分别对应城乡融合的空间组织、要素制度与技术支撑，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当前探索的主要方向。

（一）县域经济与城乡融合

县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枢纽。若干先发地区依托县域经济，把县城作为城乡融合的重要载体，统筹推进产业园区、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布局，培育特色产业集群，带动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就地城镇化。这些地区往往拥有较为扎实的产业基础、相对均衡的城镇体系与较强的财政统筹能力，通过优先发展县城、完善乡镇节点功能，实现了要素在县域内的合理配置与公共服务的高效供给。实践表明，做强县域经济、完善县城功能，能够有效承接农业转移人口、凝聚乡村发展要素，形成“县城带动、乡镇衔接、村庄支撑”的城乡融合空间格局，从而在城镇化主战场与乡村振兴主阵地的交汇处形成强大的融合动力。

（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探索

部分地区开展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探索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与农房，发展乡村旅游、文创等新业态，促进农民财产性增收；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统筹城乡建设用地资源配置，为乡村振兴筹集资金、优化空间。这些试点的共同经验在于，以清晰的产权保护与规范的交易机制为前提，稳妥有序推进土地要素的城乡流动。

（三）数字化赋能城乡融合

数字化正在重塑城乡融合形态。农村电商、直播助农使农产品越过中间环节直达消费者，拓宽销售渠道；远程医疗、远程教育、电子政务下乡，使优质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数字乡村建设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在实践层面，部分县域依托电商产业园与冷链物流体系，将分散的农户小生产与全国大市场有效衔接，不仅提高了农产品的价值实现能力，也吸引一批懂得数字运营的青年返乡创业，形成了“数字要素下乡、乡村人才回流”的良性互动。数字化以较低成本打破了城乡信息与服务的物理距离，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也为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基础上的服务均等化开辟了广阔空间。

综合上述案例，城乡融合发展的推进经验集中体现在：坚持政府在制度供给与公共服务中的主导作用、坚持市场在要素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坚持以县为载体的空间组织以及发挥数字化等新技术的赋能作用。这些经验表明，城乡融合并非单一机制能够完成，而必须依靠顶层制度设计与底层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在守住农民利益与粮食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稳妥有序地推进各项改革。这些有益探索为优化城乡融合路径、化解深层矛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向。

八、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优化与对策建议

针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困境及其成因，应坚持系统观念与问题导向，统筹政府与市场、城镇与乡村、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从制度改革、要素流动、产业振兴、公共服务与治理机制等层面整体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一）深化户籍与土地制度改革，破除城乡二元壁垒

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是城乡融合的制度基础。其一，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全面放开除个别超大特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推动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保障进城农民在就业、住房、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享有同等权益，并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与集体收益分配权，解除农民进城后顾之忧。其二，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促进土地要素在城乡间的节约集约利用与价值变现。其三，健全城乡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打通影响人口、土地、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城乡流动的堵点，构建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体系。

（二）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激发乡村内生动力

要素双向流动是城乡融合的核心。在“人”的方面，既要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又要引导城市人才、返乡下乡人才到乡村创新创业，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支持计划，完善农村创业扶持政策，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与现代乡村经营人才。在“钱”与“物”的方面，完善财政投入农业农村长效机制，撬动金融资本与社会资本投向乡村，发展农业政策性保险与农村普惠金融，缓解农业融资难融资贵。在“技”与“数”的方面，推动先进技术、数字基础设施与数据要素下乡，发展智慧农业与数字乡村，使城乡共享科技进步与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形成人才回引、资金回流、技术回乡的良性循环。

（三）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增强乡村发展能级

产业振兴是城乡融合的重要支撑。其一，夯实农业基础，稳定粮食生产，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与种业振兴，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其二，延伸产业链条，推动农业与农产品加工业、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康养服务等深度融合，培育地域特色优势产业与区域公用品牌，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其三，培育多元经营主体，支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做大做强，健全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其四，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依托县域产业园区承接产业转移、培育产业集群，为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就业提供产业载体，实现“以产兴城、以城带乡”。

（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乡村民生福祉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城乡融合的民生保障。其一，健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在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领域统一标准并逐步提高乡村标准，缩小城乡资源配置差距。其二，引导优质公共服务资源下沉乡村，加强乡村教师、医生等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推进医联体、教育共同体建设，提高乡村公共服务质量。其三，完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市政公用设施、数字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覆盖，补齐偏远地区、脱贫地区基础设施短板。其四，健全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统一城乡医保、养老等制度并提高保障水平，为城乡居民提供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基本生活保障。

（五）完善城乡治理与共同富裕机制

治理一体化与共同富裕是城乡融合的目标指向。其一，统筹城乡规划，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协调城乡空间布局、产业布局与基础设施布局，避免重复建设与无序发展。其二，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健全跨部门、跨层级的协同推进机制，将城乡融合纳入地方高质量发展考核。其三，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完善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强化村集体在资源开发、产业发展与公共服务中的组织功能；健全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的长效机制，多渠道增加农民工资性、经营性、财产性与转移性收入，稳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居民共享现代化成果、同步走向共同富裕。

九、结论与展望

本文系统考察了乡村振兴进程中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路径优化。研究表明，城乡融合发展的本质是打破城乡二元分割，促进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与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其作用机制涵盖要素流动、产业协同、公共服务均衡与治理一体化四个维度。当前，我国城乡融合在收入差距收敛、要素流动增强、基础设施改善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但要素双向流动受阻、乡村产业竞争力不强、公共资源城乡配置不均衡、农村集体经济薄弱与农民增收相对滞后等问题依然突出，其根源在于城乡二元制度的历史惯性、城乡要素回报的客观差异、公共财政配置机制不完善以及乡村自身发展能力不足。为此，应从深化户籍与土地制度改革、畅通要素双向流动、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城乡治理与共同富裕机制等方面统筹施策。

展望未来，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的统筹实施，城乡融合发展将进入全面深化的新阶段。城乡关系将从“以城带乡”的被动输血逐步走向城乡互促、共同繁荣的高水平融合，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坚实保障。需要指出的是，城乡融合发展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利益，坚持稳中求进、分类施策，在试点探索中积累经验、稳步推广。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县域数据开展量化评估，深化对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城乡融合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为完善相关政策提供更为坚实的学理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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