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目标下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逻辑机理、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摘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库兹涅茨倒U假说、皮凯蒂资本回报理论等为理论基石，系统阐释了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逻辑机理，指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是促进公平与效率相统一、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文章从总体收入差距、城乡与区域差距、行业与部门差距以及财产性收入差距等多个维度，考察了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现状与演进态势，剖析了要素分配结构失衡、再分配调节力度不足、机会不均与社会流动趋缓、市场经济不规范因素放大收入差距等深层问题及其成因。据此，从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发展公益慈善事业，以及促进机会均等与社会流动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研究认为，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应当坚持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相结合，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分好蛋糕，稳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共同富裕；收入分配；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

一、引言

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也是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环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但收入分配领域也积累了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基尼系数长期处于相对高位，城乡、区域、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在我国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节点上，把共同富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公平正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从理论层面看，收入分配问题既是经济学的基本命题，也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古典政治经济学以来的分配理论、现代发展经济学的收入差距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生产方式与分配关系内在联系的揭示，都为理解我国收入分配问题提供了理论工具。从实践层面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经济效率、社会稳定与公平正义的多重目标权衡，需要在理论与政策的互动中不断探索合适的制度路径。

本文研究的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系统梳理共同富裕目标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理论逻辑，把分配制度与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联系起来，深化对新发展阶段分配理念的认识；其二，立足我国收入分配的现实格局，精准识别突出矛盾与深层成因，提出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为推进共同富裕、完善分配制度提供参考。

本文的后续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进行文献综述；第三部分界定概念与理论基础；第四部分构建分析框架并阐释机理；第五部分考察我国收入分配的现状；第六部分剖析问题与成因；第七部分提出对策建议；第八部分为结论与展望。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动态

收入分配是西方经济学的经典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系统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分配关系，揭示了工资、利润、地租等分配范畴背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础作用，指出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反映，这一分析为理解制度变革对分配的塑造作用提供了深刻视角。新古典经济学则在边际生产力理论框架下，主张各要素按其边际贡献获得报酬，认为市场竞争会实现要素的优化配置与合理分配。

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在1955年提出“倒U型假说”，认为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差距会先扩大后缩小，其“先增长后公平”的观点长期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取向，但后起国家实践表明这一规律并非普适。西蒙森、拉弗等对再分配政策的研究表明，税收与转移支付等再分配工具能够显著调节居民收入差距。

进入二十一世纪，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中以翔实的历史数据论证，当资本回报率持续高于经济增长率时，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将上升，财富与收入不平等会趋于加剧，并据此提出全球累进资本税等政策主张。这一研究引发了全球关于贫富差距的广泛关注。阿特金松（A. B. Atkinson）则从实证角度系统测度了收入不平等，并主张通过加强政府介入、扩大公共投资等方式应对不平等。

国外研究在收入差距测度、成因机制与政策工具等方面积累了丰富成果，这些成果为理解不平等形成与再设计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但多数研究基于成熟市场经济形态，对转轨背景下逐渐形成的收入分配格局及其制度塑造关注相对不足，其政策主张也需结合中国国情加以审视。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界围绕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进行了深入研究。在理论层面，学者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为指导，强调分配制度与所有制结构的内在联系，主张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厉以宁较早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并强调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李子奈、蔡昉等从增长与分配关系角度，指出高质量发展是缩小差距、实现公平的前提，主张在发展中解决分配问题。

在实证层面，李实、岳希明等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进行了系统测度，揭示了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与行业垄断收益对总体差距的重要贡献，指出劳动收入份额偏低、财产性收入分化是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有关研究显示，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长期处于国际比较中相对较高的水平，尽管近年来有所回落，但仍需通过系统性制度改革加以改善。白重恩、刘俏等关注要素分配，测算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探讨资本深化对分配结构的影响。围绕共同富裕，近年来学者们就共同富裕的内涵、目标、测度与实现路径展开了密集讨论，普遍认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全面、共建共享、渐进”的共同富裕，强调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

综合来看，国内研究已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框架与丰富的实证积累，但多数研究侧重于单一维度（或总体差距、或城乡结构、或制度设计），对共同富裕目标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整体逻辑、现实格局与协同政策的内在关联的一体化分析仍有深化空间。特别是在如何统筹处理效率与公平、做大与分好、先富与共富等关系上，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仍待进一步整合与细化，这构成本文的研究切入点。

三、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本章首先界定共同富裕与收入分配制度的科学内涵，进而梳理支撑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多学科理论，为理解收入分配制度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内在联系奠定基础。

（一）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普遍达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一种状态。其内涵包含三个关键要素：其一，“全民共富”，即不是少数人的富裕，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覆盖面要广；其二，“全面共富”，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富裕，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方面；其三，“共建共享式富”，即依靠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同时是“渐进式共富”，需要分阶段、分步骤逐步实现，不能一蹴而就。

需要强调的是，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更不是“杀富济贫”式的同步富裕。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是共同富裕的现实路径；同时通过制度建设规范财富积累机制、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保障低收入群体，实现差距的逐步缩小。共同富裕的核心要求是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扎实推动人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富裕。

（二）收入分配制度的内涵与三层次结构

收入分配制度是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与政府等主体之间如何进行分配的制度安排。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是由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的。收入分配总体上划分为三个层次：初次分配是市场机制作用下，劳动、资本、土地、技术、数据等要素所有者按贡献获得的报酬；再分配是政府通过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手段对初次分配结果进行调节；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与自愿原则下，通过慈善捐赠、志愿服务等方式进行的自愿性再分配。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是促进共同富裕、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的关键。

（三）理论基础

多学科的理论成果共同构成了共同富裕目标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理论根基。

第一，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反面，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分配方式与分配结果。公有制为主体决定了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有利于调动各类要素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的论断，为从制度建设入手完善分配结构提供了根本遵循。

第二，库兹涅茨倒U假说及其批评。库兹涅茨认为收入差距随经济发展先扩大后缩小。这一假说揭示了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的阶段性规律，但也提示我们不能消极等待差距的自动收敛，而需要在发展中主动通过制度调节促进分配公平，避免“倒U”拐点迟迟不现或拐点过高的风险。

第三，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能力可行理论。森反对以收入单一维度衡量福利，主张人的发展在于能力的扩展与自由实现，强调教育、健康、机会等对实质自由的意义。这一理论启示我们，缩小收入差距不应仅仅着眼于货币收入，更要注重机会均等、能力建设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根本上提升低收入群体的可行能力，使分配公正不仅体现在结果上，更体现在起点与发展机会公平上。

第四，皮凯蒂的资本回报率理论。皮凯蒂用“资本回报率大于经济增长率”的规律解释财富与收入不平等的持续扩大，提示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分配分化和代际固化。这一理论对完善资本、财产相关的分配与税收制度提出了警示，为研究财产性收入差距与常态化的调节机制提供了重要参照，也提醒我们在鼓励资本有序发挥作用的同时，必须防范资本报酬对劳动报酬的过度挤占。

四、分析框架与作用机理

在明确理论基础之后，本章构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共同富裕的分析框架，并系统阐释其作用机理，为后续现状考察与对策设计提供逻辑主线。

（一）总体框架

本文构建“要素分配—制度调节—机会均等—民生保障”的四维分析框架，阐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其中，要素分配（初次分配）决定收入分配的基础格局，制度调节（再分配与三次分配）对初次分配结果进行矫正与补充，机会均等从源头上影响分配起点与代际公平，民生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与兜底救助）筑牢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底线。四者相互衔接、协同发力，共同推动收入分配格局优化，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二）初次分配的效率与公平基础

初次分配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遵循效率原则，体现按贡献分配。合理的初次分配能够有效激励劳动者与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创造更大社会财富。但纯粹由市场决定的初次分配，也容易因要素禀赋差异、市场垄断与信息不对称而扩大收入差距。因此，初次分配制度既要在效率优先中做大蛋糕，也要通过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提高劳动报酬占比、保障劳动者权益，夯实分配的公平基础，实现效率与公平在源头上的统一。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改善分配格局、促进共同富裕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再分配的矫正与再分配效应

再分配是政府调节收入差距的主要手段。通过累进性税收（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等）从高收入群体筹集资金，通过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最低生活保障等向低收入群体分配，再分配能够显著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升低收入群体的福利水平。再分配调节的力度与结构直接影响最终分配格局，完善的再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制度保障。

（四）三次分配的补充与精神价值

第三次分配以自愿、道德与爱为原则，通过慈善公益事业动员社会资源帮助困难群体，是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重要补充。第三次分配不仅具有物质再分配的功能，还承载着凝聚社会共识、培育社会责任感、促进社会和谐的精神价值，有助于形成互助友爱的社会风尚，为共同富裕注入道德与制度之外的温情力量。当前阶段，鼓励高收入群体和企业依法有序发展慈善事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既是引导先富群体合理回馈社会的方向，也是促进第三次分配健康发展的关键，能够使社会财富在自愿与规范的原则下实现更加广泛的流动与再分配。

五、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现状分析

在明确理论与机理的基础上，本章从总体、结构、区域与要素等多维度考察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现状，以便客观把握改革的现实基础与突出矛盾。

（一）总体收入差距

从总体看，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收入差距总体呈收敛态势但仍处于相对高位。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大幅提升，但收入差距也一度扩大；进入新时代后，随着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和一系列促收入政策落地，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缓和，按国家扶贫标准线以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整体脱贫，历史性地改变了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状况。从基尼系数看，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长期处于国际比较中相对较高的水平，尽管近年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多数发达国家，凸显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共同富裕的紧迫性。总体收入差距的缓和是各项政策合力作用的结果，但缩小差距、巩固成果的任务依然繁重。

（二）城乡与区域差距

城乡差距是影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因素。得益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城乡居民收入比总体呈下降趋势，但城乡收入绝对差距依然较大，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与城镇相比仍有明显差距，且与城乡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的差距相互交织。在区域层面，东部、中部、西部与东北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仍然存在，东部发达地区人均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长三角、珠三角等高收入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居民收入差异依然明显；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不仅体现为人均收入，也体现为公共服务与就业机会的落差，对收入分配格局产生深刻影响。缩小城乡与区域收入差距，既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也是释放内需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

（三）行业与部门差距

行业与部门间的收入差距同样值得关注。受行业特性、市场垄断与人力资本差异影响，部分金融、信息传输、软件等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明显高于传统制造业、批发零售与农林牧渔业，行业间收入差距较大；此外，垄断性行业与竞争性行业之间的报酬差异，也部分源于市场竞争程度与制度因素。行业收入差距的存在，既反映了人力资本回报与产业结构的合理差异，也暗示着行业准入、市场垄断等制度性因素对分配的扭曲作用，需要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与规范分配制度来加以调节。

（四）财产性收入与要素分配差距

随着经济发展与居民财富积累，财产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的比重逐步上升，但其分配的不均衡程度往往高于劳动收入。房产、金融资产等在居民之间的分布呈明显分化态势，财产性收入的差距一定程度上放大了总体收入差距。从要素分配看，我国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额总体呈波动中有所调整，但仍相对偏低，劳动收入份额的改善对于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具有基础性意义。需要指出的是，财富的积累与代际传递会进一步影响子女教育、就业机会与发展起点，使财产性收入的差距在代际间延续和放大，这对收入分配的长期公平构成潜在挑战，也对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完善财产相关调节制度提出了更高要求。数据要素、技术要素等新型要素参与分配的机制尚在完善之中，如何让各类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同时防止要素分配差距过度扩大，是新时代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面临的新课题。

综上，我国收入分配格局正处在收入水平持续提高、总体差距有所收敛、结构调整任务艰巨的发展阶段，缩小城乡、区域、行业差距与优化要素分配结构，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主攻方向。同时需要指出，促进共同富裕应当坚持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相结合，既积极作为，又防止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而盲目提标扩面，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六、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突出问题与成因

（一）突出问题

在把握收入分配格局现状的基础上，本章进一步识别制度改革面临的突出问题及其深层成因，为对策设计提供问题导向。

第一，要素分配结构有待优化。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相对偏低，资本等非劳动要素报酬占比偏高，劳动收入份额的改善进程总体偏慢；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有待提高，居民与企业、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仍需进一步理顺，财富积累机制亦需规范，以确保收入初次分配既能激励创新创造、又能兼顾公平。

第二，再分配调节力度相对不足。总体来看，我国再分配对居民收入的调节作用仍有提升空间，税收制度的累进性、社会保障的覆盖水平与保障强度有待完善；财产税、遗产税等直接调节财富分配的税种尚处于探索阶段，对高收入、高财富群体的调节手段相对有限，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的效能尚未充分发挥。

第三，机会不均与社会流动趋缓隐忧。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城乡与区域资源配置不均，制约了不同群体在起点与发展机会上的公平，可能加剧阶层固化；劳动力市场的户籍分割、就业歧视与信息不对称，影响了劳动者的公平竞争与发展机会，社会流动的通道有待进一步畅通，这对从源头上促进分配公平、防止差距代际传递至关重要。

第四，市场经济不规范因素放大收入差距。部分领域仍存在寻租、垄断与不正当竞争等不规范因素，既扭曲市场秩序，也放大收入分配差距；制度性漏洞、监管不到位可能使部分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来路不明、差别难以区分，损害分配的公平性与社会认同，需要以法治化手段加以治理。

（二）成因剖析

第一，发展阶段与增长模式的历史因素。长期以来，我国经历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客观上伴随着资本积累与收入分化的过程；以投资与出口为重要动力的增长模式在一定阶段内强化了对资本要素的倚重，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相对滞后，成为要素分配结构问题的历史背景。

第二，体制转轨与制度完善的过程性。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新的分配调节制度从建立到完善需要一个过程，税收、社会保障等制度在覆盖范围与调节功能上仍在演进，制度供给与实践需求之间存在阶段性落差，再分配制度体系的成熟完善尚需时日。

第三，要素市场发育不充分与资源配置机制不健全。要素价格信号扭曲、市场化程度不高，导致要素报酬不能充分反映真实贡献，劳动、人力资本等要素的定价机制有待完善；财产性收入差距与财富积累机制的规范，也受制于相关市场与税收制度的健全程度，健全要素市场和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城乡差距与能力约束。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受制于财政能力与地区发展水平，欠发达地区、农村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相对不足，扩大了不同群体在机会与能力上的差距，进而影响收入分配格局。上述成因相互关联、相互叠加，决定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需要统筹谋划、循序渐进，在发展中逐步加以解决。

七、共同富裕目标下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对策建议

针对我国收入分配的现实问题与深层成因，应坚持系统观念，统筹三次分配，完善基础性制度安排，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一）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优化要素分配结构

在初次分配层面，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健全劳动力市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使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完善工资决定与正常增长机制，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工资集体协商与欠薪保障制度，保障劳动者尤其是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鼓励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健全数据、技术等新型要素的价值评价与分配规则，让各类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分好蛋糕。

（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财富积累机制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是促进公平分配的重要保障。应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加快推进有利于调节收入差距的税制改革，研究建立调节过高收入的税收制度，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适时稳妥推进房地产税、遗产税等财产相关税制改革探索，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严厉打击偷逃税、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贪污贿赂等行为，堵塞监管漏洞；规范垄断行业收入分配，推进市场化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让分配回归公平。通过规范收入秩序，营造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环境，增强分配的公平性与社会认同感。

（三）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再分配是缩小收入差距、兜牢民生底线的主要手段。应加强再分配的政策协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领域的投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与统筹层次，增强社会保障的调节功能与兜底能力。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基本医保城乡统筹，完善失业保险、工伤保险、最低生活保障与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公共服务资源向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和困难群体倾斜，缩小城乡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提升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质量与发展能力。

（四）发展慈善事业，引导第三次分配健康有序

第三次分配是分配制度的有益补充。应完善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与税收优惠政策，健全慈善组织监管与信息披露机制，提高慈善事业的透明度与公信力，激发社会各界参与慈善的热情。鼓励高收入群体和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依法有序开展慈善捐赠、乡村振兴与公益事业，使第三次分配在自愿、规范和透明的基础上，为帮助困难群体、促进共同富裕发挥更大作用。同时，加强公益慈善文化建设，弘扬乐善好施、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营造崇德向善的社会风尚。

（五）促进机会均等与社会流动，夯实共同富裕的源头公平

机会均等与社会流动是防止贫困代际传递、实现分配公平的治本之策。应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加大面向农村与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投入，保障教育公平，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完善促进就业的政策体系，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消除就业中的户籍、性别等歧视，维护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完善面向农村转移人口、困难群体的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提升其就业能力与收入水平。通过保障机会公平、畅通社会流动通道，使社会各阶层、各群体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从源头上促进收入分配公平，为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

八、结论与展望

本文系统考察了共同富裕目标下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逻辑机理、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研究表明，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创共享、全面均衡、渐进实现的目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我国实行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通过初次分配、再分配与三次分配协调配套，能够在效率与公平统一中推动收入分配格局优化。当前，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总体差距有所收敛，但要素分配结构有待优化、再分配调节力度不足、机会不均与社会流动趋缓隐忧以及不规范因素放大收入差距等问题仍然突出，需要在坚持发展中持续深化改革。

展望未来，随着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和基础性制度安排的完善，我国收入分配格局有望持续优化，城乡、区域与行业收入差距将逐步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将不断提高，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将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需要认识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没有现成的路径可循，必须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既毫不动摇把蛋糕做大、又把蛋糕分好，在高质量发展中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构建共同富裕与收入分配的综合测度指标体系，借助住户调查与微观数据深入评估各项分配政策的实际效果，深化对不同群体、不同地区收入分配变化的机制研究，为完善分配制度、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更坚实的实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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