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伦理的当代复兴与内在困境——从麦金太尔到德性教育实践的哲学省察

德性伦理的当代复兴与内在困境——从麦金太尔到德性教育实践的哲学省察

【摘要】二十世纪以来，后果主义与义务论长期主导规范伦理学的理论格局，然而以行为与规则为中心的道德理论在应付生活整体、人格养成与道德动机等议题时暴露出明显局限，德性伦理学在此背景下呈现显著复兴趋势。本文从思想史与规范理论的双重视域，系统考察这场德性复兴的思想谱系与内在张力。文章首先回溯亚里士多德德性论的经典结构，阐明幸福(eudaimonia)、德性、实践智慧(phronesis)与习惯养成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而分析麦金太尔对启蒙筹划之失败与现代道德碎片化的诊断，讨论其"叙事统一性""实践"与"传统"概念对德性的重建意义。在此基础上，文章考察当代德性论者（如斯洛特的情感主义德性论、赫斯特豪斯的德性与规则之辨）对亚里士多德式框架的修正，并辨析德性统一性、道德运气、德性与情境等问题带来的内在张力。本文还深入德性复兴向道德教育延伸的一面，评析以德性为中心的品格教育在理论倡导与实际运作中的贡献与难题。研究认为，德性伦理的当代复兴深刻回应了现代生活的化约化与整全人生的失落；但其内在张力提示，德性之路要真正落实，既须警惕传统主义与相对主义的两极，更须在个体养成与共同体制度支撑之间重建联系，方能使德性成为个人成长与公共善交汇的真实力量。

【关键词】德性伦理；亚里士多德；麦金太尔；实践智慧；品格教育

一、引言

在规范伦理学长期由两种大理论把持的局面中，二十世纪后半叶出现了一场耐人寻味的转向。功利主义型的后果论把道德奠基于行为后果的最大化，康德式的义务论则把道德奠基于可普遍化的法则与义务；它们各有精严的理论体系，也各自在现代生活与制度设计中取得了广泛而深远的应用。然而，人们在道德生活中依然常常感到某种根本性的欠缺：每当论及一个人应当如何生活、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不只是某一次行动应该如何做时，这两大理论纲领便显出力有未逮之处。他人之德性——诚实、勇气、仁慈、节制、公正——尽管在日常评价中使用得极其自然，却难以被轻易化约为一套可报告的规则或一份可供核算的结果清单。

正是这一深层的不安，推动了一场被后世称为"德性伦理复兴"的思想运动。其源头可回溯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安斯康姆的著名论文《现代道德哲学》，她断言"应该""义务"等概念在现代理论中已失去其原来赖以为根的目的论背景，从而沦为空洞的道德学残余。此后，经由一批学者的持续经营，到麦金太尔的《追寻美德》于一九八一年出版，这场运动终于汇成一股席卷英美学界的潮流。这场复兴的动人之处，不仅在于它重新捡起了一个古老的问题——人应当成为怎样的人、德性何以得到养成——更在于它以这一古老问题为核心，展开了对现代道德哲学乃至现代生活方式的整体反思。

在中国，随着"道德焦虑"、"精神危机"乃至品格教育与立德树人等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德性伦理也为国内学界所重访。人们开始意识到，若只关注行为的对错而疏于人格的涵养，道德教育便难以深入生命；由此，德性伦理作为连接个体修养与公共生活的理论资源，其价值不可低估。本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研究。文章将同时承担哲学辨析与思想史梳理的任务：一方面考察德性复兴的谱系——从亚里士多德到麦金太尔及当代德性论者——判断其理论贡献与内在困难；另一方面将这种理论审视延伸至德性教育实践，使研究不失对于现实德育问题的关切。

在方法上，本文属于规范的文本诠释与理论比较研究，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麦金太尔《追寻美德》及当代主要德性论著作的研读，梳理德性复兴的理论环节，并辅以对当代品格教育方案的叙述性考察。文章不作实证数据的堆砌，而坚持义理的贯通与现实观照的结合。

二、文献综述

德性伦理的复兴经过了数十年的积累，相关讨论已相当丰厚。按主题脉络，可把既有文献分为"对现代道德理论的批判""德性论正面的理论重建""德性概念的分析与辨难"以及"德性复兴向教育、公共领域之延伸"四类，分述如下。

（一）对现代道德哲学批判的脉络

复兴的导火线当属安斯康姆(G. E. M. Anscombe)在《现代道德哲学》(1958)中提出的诊断：她主张"应该""应当""义务"这些道义论语汇，只有在一种以神法或目的论为底蕴的传统中才有意义，一旦脱离那背景，便徒具形式而空洞无根。她因此呼吁哲学家暂别道德哲学而转向道德心理学，先去澄清意向、欲望、意志等概念。这一呼吁为德性伦理的复兴奠定了批判性起点。随后，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在其《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中犀利地追问"道德"这种特殊义务系统的合法化，指出它对生活之不可还原的整全善构成化约，主张回归那种更丰富的、以"应当生活的方式"为本的伦理观念，其批判直指道义论与后果论共同的前提。

在这一批判传统中，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追寻美德》《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等著作的影响尤为深远。他断言自启蒙以来对普遍道德合理性标准的追寻终归失败，其结果便是现代道德图景的混乱多元与不可通约；他主张把德性重新置于实践、个人生活的叙事统一性与传统等语境之中，唯有如此德性才能获得超出个人主观趣味之外的客观根据。麦金太尔的批判兼具史学与理论纵深，堪称这场运动的旗手，但也因其中的社群主义与相对主义倾向屡遭诘难。

（二）德性伦理正面的理论重建

在正面建构上，当代学者努力把亚里士多德德性论从"旧理论"改造为可与后果论、义务论匹敌的"第三种立场"。赫斯特豪斯(Rosalind Hursthouse)在《论德性伦理学》中以自然主义的目的论为基础，为德性行动提供"有德性者会在如此处境下作出之行动"的判准，并尝试回应"德性伦理是否提供行动指南"等批评，其哲学训练使德性伦理获得了可与当代分析哲学对话的严密形态。斯洛特(Michael Slote)则另辟蹊径，提出以"移情关怀"为核心的情感主义德性论，把德性评判建基于关怀与恻隐的自然情感之上，试图把德性伦理与心理、情感科学接通，从而别开生面地弱化了对实践智慧理性的依赖。

（三）关于德性概念的分析与辨难

围绕"德性"一词本身，学界展开过大量精细的语义与理论辨析。一类研究讨论德性的统一性难题——是否可能拥有某种德性而不拥有其他德性——其答案牵动"道德人格之整体性"的理解。另一类研究涉及"道德运气"，即德性的养成与实践似乎不可避免地受到环境、出身与运气的影响，这对把德性当作伦理学核心概念提出了挑战。以"诚实""勇敢"为例，德性到底是指一种稳定的性格特质，还是指在特定情境下的行动倾向？实证社会心理学中的"情境主义"质疑对德性特质的存在本身提出挑战，从而引发道德哲学家与心理学家之间的激烈争论。此外，较极端的批评指责德性伦理带有精英主义与怀旧色彩，难以在现代多元社会立基于公共认同之上。这些辨难使复兴运动保持了内在活跃与开放，也是本文须予审慎看待之处。

（四）德性复兴向教育与公共领域之延伸

近二十余年，德性叙事已越出纯学术而在教育界引发广泛回应。以"品格教育"为名的运动强调学校应培育学生诚实、责任、坚韧、尊重等美德，个别国家的课程框架亦将某种德性维度写入教育目标；同时，一大批关于具体德性（毅力、好奇心、公民德性）的实证与应用研究陆续出现。学界与实务界对这些取向评价不一：支持者认为它补足了道德知识教育的空缺、直面人格养成；批评者则担心其流于灌输、标签与指标化，抑或在多元社会中无法确定"应教哪些德性"。这一部分的争论，为本文把德性复兴延伸进德性教育实践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对象与直接的对话背景。

综观上述文献，德性伦理的复兴既有深刻而正当的哲学动因，也在理论层面与落实环节上面临诸多未竟的难题。本文正旨在把这些理论环节与教育落实中的张力加以系统的梳理与省察，从而既显扬德性伦理的当代贡献，亦清醒地辨识其内在界限。

三、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要对一场思想运动作出哲学省察，须先厘清其赖以立论的核心概念与理论结构。本节围绕亚里士多德德性论的架构展开，同时澄清本文所论"德性伦理"的当代含义与规范定位，从而为全篇讨论奠定概念平台。

（一）德性与幸福：目的论的人学框架

亚里士多德德性论的枢纽，在于其目的论的人性理解。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每一种技艺、研究与活动都指向某种善，而人的整个生命作为一种活动亦必有其指向的"最高善"与最终目的。亚里士多德把这一最高善名之曰幸福(eudaimonia)。值得留意的是，这并非把幸福等同于当下的幸福感或外在的亨通：快乐、财富与声望是多数人所追逐的，却因依赖运气与身外而不能作为自足的目的；人所特有的、合乎其本性(ergon)的实现活动，才是幸福之所系。由此，亚里士多德把幸福规定为"灵魂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若尚有节制则"在一生中如此"。

这一目的论框架带来一个意义深远的转折：道德问题的中心不再只是"我应当依哪条规则行动"，而转化为更根本也更具整全性的"我应当怎样生活、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使一生趋于兴盛的实现"。正是在这一转向中，"德性"作为实现活动的品质保证，获得了其在伦理学中的枢纽地位。本文强调此点在当代的意义：当现代人常在具体而破碎的决策中迷失方向时，亚里士多德式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把人生作为整体来安顿的视野——这正是后果论与义务论在结构上较难充分提供的一种资源。

（二）德性的性质与养成：中道、习惯与实践智慧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对德性给出严谨而具体的界定。他把灵魂的德性分为两类：情感与欲望层面的"道德德性"(如勇敢、节制、慷慨、公正)，以及理性层面的"智性德性"(其中著名的便是实践智慧phronesis与理论智慧)。他尤其指出道德德性并不是自然赋予的秉性或天生禀赋，而是通过习惯(nomos，ethos)的反复践行而由"行事之成性"逐渐内化的稳定性格状态(hexis)。

就德性的尺规而言，亚里士多德以"中道"说明德性的恰当性：每一种道德德性都是处于过度与不及之间的适度，如勇敢处于鲁莽与怯懦之间，节制处于放纵与麻木之间。但"中道"绝非僵硬的算术平均，而是"相对于我们而言"的、依具体情境而定的恰当分寸，它所依凭的判定能力正在于实践智慧。实践智慧的卓异之处，在于它并不悬空推演普遍法则去套具体处境，而是在自身经验积累与对善的把握中，于不可完全预定的情境中磨砺出恰当取舍的判断力。正因为德性既需习惯的积淀又需实践智慧的临事权衡，亚里士多德所论的德性养成便内在地是"知"与"行""理"与"情"、"恒常气质"与"临境决断"相互渗透的整全过程。

（三）当代"德性伦理"的规范性界定

就规范理论形态而言，当代所称"德性伦理"指的是这样一种伦理学纲领：它不以行为的对错规则或后果的最优核算为出发基点，而以人之品质、德性与美好而整全的生活为核心概念来理解道德生活。它以"行动者"而非"行动"为第一关注对象——判定一件事是否应当做，依据的是它是否出自或合乎一个有德性之人在如此处境中会有的所思所择。

当代德性论者特别着力于回答一种流行的责难：德性伦理是否因不言行为规则而无法提供判断的准则？赫斯特豪斯(《论德性伦理学》)给出了一个广受讨论的解答：德性伦理并非不能依仗规则，有德性者确会照某些规则行事；但这些规则应植根于并服务于对好生活与人格养成之理解，不能反过来居于本体的地位。如此解说使得德性伦理既能给出相对确定的行动指南，又始终将人之品质与"应成为何种人"保持在理论视野的核心。本文之"德性伦理的当代复兴"，其规范意义上的界说即以此为本。

（四）三大规范进路之张力与本文的问题位置

为使本研究的议题定位更清晰，此处将现代规范伦理学勾勒为彼此相对的三足：后果论（以功利主义为典型，聚焦于行为与制度后果的最优），义务论（以康德为典型，聚焦于可普遍化的义务与法则），德性论（聚焦于人之品质与美好生活）。三者并非彼此全盘否定，而是各以不同面向为立论基点。正因为后果论与义务论长期占据理论主导并深刻塑造了制度设计、法理思维与量化评价，德性论这一面向才更显出长期被压挤后的反弹之势。本文关注的"复兴"恰是在这一格局下发生的补位与自我奠基：它重新提出那比单一行为对错更为根本的问题——生活整体与人之成形。厘清这一理论坐标，后文对思想演化与困境的分析就有了清楚的位置感。

四、研究方法与文本依据

本文兼采思想史梳理、规范理论辨析与教育实践观照三种方法，以期兼顾义理的严整与现实的相关性。思想史部分的枢纽文本为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本），其作为道德德性、实践智慧与幸福的经典系统陈述，是德性复兴的永恒源流；其次为麦金太尔《追寻美德》（宋继杰译本）与《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这两书以宏阔的史论视野诊断现代道德困境并重建德性之叙事与共同体根基；当代发展则依托赫斯特豪斯的《论德性伦理学》（为复兴提供严密分析哲学形态）与斯洛特所著《从道德到伦理》一类著作，展示情感主义德性论的别样进路；辨析性的材料则含威廉斯《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等批评性经典。

在思想史的编织上，本文循"经典架构—复兴宣言—当代修正—教育延伸"的线索展开，突出同一德性问题在不同世代思想家笔下的递进、断裂与分歧。在规范分析上，本文以"问题"而非"流派"为单元正面处理若干结构性难题——德性统一性是否成立、中道能否提供足实的引导、德性特质如何面对情境主义之挑战等——不回避理论内在的紧张与未决处。对教育实践之观照，则选取数种具代表性的品格教育思路作为叙述性案例，说明其目标设定、运行方式与各方的支持及批评，务使分析有据而不流于空论。

三种方法互为支撑：文本为分析供给依据，分析为实践廓清视野，而实践经验反向照亮理论之限度。全篇追求义理的贯通与表达的诚敬；凡涉及数据或规模处，均以"示例""约"等方式加以标示，以求不悖学术诚信之要求。需要预先说明的是，德性伦理的论争常带浓厚的立场色彩——拥护者视其为疗救现代道德贫困的良方，怀疑者则视其为难以兑现的怀旧之梦。本文有意悬置这类先入的褒贬，而以理论本身的逻辑节奏为裁判：若一种界定能经受概念辨析并在实践层面得到初步验证，便予以恰当的肯定；反之则如实指出其圄限。以这种理性的开放姿态进入，方能把这场话题繁多的运动整理成线索清楚、可被审察与推动的思想进程。

五、复兴的展开：德性问题在当代的重建与回响

在厘清经典架构与概念坐标之后，本节转入德性复兴具体展开的几个关键环节，观其何以在当代重新取得解释世界与塑造人生的思想力量。

（一）麦金太尔的重建：实践、叙事与传统

麦金太尔对德性复兴的贡献，不仅在于他针砭现代道德之弊，更在于他对"德性依托何种语境而得以成立"给出了系统的重建答案。在他看来，现代道德哲学的困境在于抽离了一切能使道德概念获得具体内涵的语境，而德性若要获得客观而不流于个人任意的意义，就必须内嵌于三重新语境之中：其一是"实践"——即具有内在善与卓越标准的持续性的社会合作活动，德性在此使实践之内在善得以实现，如医者之医术伦理须以医术这一实践的内在标准为据；其二是"个人生活的叙事统一性"——德性使人得以在其一生的整体叙述中承担责任、追求善的目的，而非化约为互不相干的原子化片段；其三是"传统"——德性在延续与论证自身的传统中得到维系与创新。这一重建将德性从纯粹个人心性之事提升为连接实践、人生与传统的立身之学，因而具有极强的现实解释力。

（二）当代修正：情感转向与德性—规则之辨

承亚里士多德而与麦金太尔有所不同，一批当代德性论者试图使德性论获得适应现代心理学与多元生活的形态。斯洛特以"移情关怀"置换理性中心，主张德性的根源在于人自然生发的对他人的关怀与共鸣之情，把道德径直奠基于移情性的情感回应之上；这一转向使德性伦理得以与当代心理学、情感研究相对接，也回应了素来指责德性论过于理性化的意见。赫斯特豪斯则在德性与规则之间作出细致辨析，不把二者对立，而主张德性可以生发出"不得残忍""待人慷慨"等次级规则，从而使德性伦理既能保持其以人为本位的理论品格，又不失行动上的可操作性。经由这些当代修正，德性伦理由一种带有古典贵族气韵的旧学，渐渐转变成能进入现代分析哲学与公共讨论的普遍话语。

（三）公共与人生维度中的回响

德性问题在当代的回响并不止于学院。当其把"人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重新端上桌面，它便在公共生活与个体修养多个层面激起涟漪。在职业伦理层面，以"好医生""好教师""好法官"等品质性理解替代纯粹技术或绩效的理解，正在各行各业的自我反思中萌生；在公民教育层面，以诚实、守望相助与责任等德性陶铸现代公民意识，亦被认定为应对消费主义与道德冷漠的一味良药；在个体精神层面，面对碎片化的人生与无根化生存，许多人重新在"德性—好生活"的古典命题中找到安顿生命的依凭。可以说，德性复兴之所以能深入人心，端在于它重新给出了一个值得寄托的人生向度。

（四）复兴的"现象—案例"层：品格教育的兴起与实态

运动最可见的落实，体现在品格教育的兴起及其现代境遇之中。以促进学生形成稳定良好品格为目标的品格教育，主张在知识教学之外同样重视道德习惯与情感态度的养成，常以学校文化营造、榜样示范、课程的德性渗透及服务学习为实现路径。据相关的外国课程推行情况与文教观察报告（示例），部分地区的公立或私立教育机构已将"坚韧""诚实""责任感""尊重""同理心"等品格目标写入办学宗旨与授课设计，并围绕其进行专门的师资培训与成效评估。

这些举措在多大程度上真能养成品格，学界与实务届看法并不一致。主张者认为它把曾被搁置的人格之维重新纳入教育视野，纠正了把道德窄化为考卷知识的偏差；质疑者则提醒，品格教育若缺乏扎实的道德心理学基础与包容的价值共识，便易滑入标签化、道德表态乃至变相灌输的危险。两种看法恰好照见德性伦理在为品格教育提供理论根据时，既要守住古典内核、又要适应多元现代处境的那种内在紧张。此一"实态—张力"的交织，正好作为下一节进入困境分析的入口。

六、内在困境与成因分析

德性伦理的复兴并非一帆风顺，它在理论层面与落实环节都遭遇了一系列难以回避的内在张力。本节将这些张力梳理为若干组"症结"，并追溯其成因，以便对这场运动有清醒而非信徒式的把握。

（一）德性统一性与伦理人格的整体性难题

第一个理论症结关乎德性的统一性。古典（尤其柏拉图）的直觉倾向认为诸德性应统一于不可分的智慧或善之中；亚里士多德虽作复杂化处理，仍倾向把完备德性与实践智慧相连。但现实中人们往往见到"此德而彼缺"——某人极勇敢却颇不节制，或极慷慨却不尽公正。若放弃德性统一性，则"德性"是否仍能指谓一个使人生趋向兴盛的整全品格，便值得怀疑；若坚持其统一，又面临与日常经验脱节的困难。这一难题牵连到对伦理人格之整体性的理解，也暴露了德性论在刻画"一个好人"时理论上的未决地带。

（二）中道的模糊性与实践智慧的不可代码化

第二个症结在规范的可操作性。中道虽提供了德性的大致分寸，却难以事先给出一套可普遍套用的精确规则；实践智慧所依赖的是内蕴于经验与惯习的判断力，本质上不易被完全转译为可编程的程序或条例。这在承认德性论之长（灵活应对具体处境）的同时，也饱受"缺乏清晰约束""易各说各话"的批评。德性论若要被制度性与公共性的规范所接纳，便须面对这种不可完全代码化所带来的难以度量与难以监控。

（三）道德运气与德性论的内在公平问题

第三重夹击来自"道德运气"。德性之养成与实践皆深受环境、出身、机遇与偶然处境等"运气"的影响：一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养成某种德性，往往并不完全取决于其自由意志。若道德的评价以人品为对象，那么对德性的赞誉与责备似乎便隐含对个体所不能支配因素的道义计较，这在理论上有违"应当蕴含能够"的直觉。道德运气问题的提出，迫使德性论正视其对个体自主性与责任的承诺究竟何在。

（四）情境挑战与德性特质存否之辨

更为实证性的挑战来自社会心理学的"情境主义"。若干经典实验（如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恭顺实验中关于助人与服从的一些结果）被用来暗示：具体处境（如时间压力、在场他人、权威指令）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往往远甚于所谓稳定的人格特质。若此立论成立，则那些被视为"恒常品格"的德性特质是否真存在于人我之中，便受到根本怀疑，德性伦理的立身根基亦随之动摇。

（五）现代生活结构的制约：共同体与美德之壤

综合而言，上述张力最重要的共同根源在于：德性论在理论上需要一个有机、亲近、有共同善可言的共同体作为养成之壤，而现代大型的分工社会、商业化与个体主义文化却天然地削弱了这类共同体的在场。当麦金太尔把德性系于"实践—人生叙事—传统"之时，恰恰暴露了现代社会结构在多大程度上难以自动供给这些沃土。于是德性复兴一方面渴望回归有根的德性生活，另一方面却必须面对一个并不总与之亲和的现代环境，其间的龃龉正是当代品格教育与社会伦理困境的深层成因。

七、辩证出路：在传统与多元之间落实德性

上一节的困境分析表明，德性落地之难不在理论之美，而在它身处一个并不总与德性相亲近的现代结构之中。若一味复古，便是以某种社群同质或历史成规压抑现代人的多元与自由；若一味放任，又复归于原子化的漂浮而德性无以为养。可以说，德性复兴走到今天，其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在不牺牲其珍贵内核的前提下，找到在当代社会落实德性的合理道路。为此，本节提出若干辩证性的方向。

（一）以"实践中的善"为共同语言：跳出同一性怪圈

困境之一在于：每个人的德性清单若完全以各自传统为准，则多元社会中便难有共同谈资。为避免这种相对主义化约，当代德性论与教育实践常走向一个更包容的策略——不以关于"何谓整套德性"的形而上学争议为先，而以公共生活中大家普遍承认的"实践的内在善"为公共语言。例如医疗中的医术本真、司法中的正义、教学中的启智育人，这些内在于实践层面的善与卓越标准，虽不必统摄为一套全体的德性清单，却是诸多德性（责任、审慎、诚实）得以公共讨论与互相砥砺的共同土壤。以"实践中的善"为交会点，可使不同价值倾向的人在不强求完全共识的前提下参与德性的培养与评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破解德性论因传统相异而难以相通的难题。

（二）个体养成与共同体制度支撑的双向重构

德性的养成依赖共同体，这在家庭、学校与社区等"小型亲近共同体"中最易实现。据此，落实德性的现实道路应特别重视在这些基层共同体中重建德性的养成条件：学校不仅传播知识，更应为学生提供稳定、有信、允许犯错与改过的伦理环境与实践机会；家庭与邻里应被纳入道德教养的共同网络，使诚实、尊重、互助这些德性植根于真实而亲近的日常关系而非纸面宣传。同时，大型社会亦不能仅靠小型共同体自然运作，尤需制度的托底：健全的诚信制度、公平的评价与舆论环境，可为个人的德性选择提供激励而不是诱使人人以投机或表演代替内在的善。如此，个体之养成与共同体之制度彼此支撑、互为条件，德性方有稳固的土壤。

（三）坚持"人是目的"，守护德性免遭工具化

德性教育在现代可能遭遇的另一种危险，是其被当作提升竞争力的手段而工具化：勤劳、坚韧被引向无节制的绩效比拼，协作与服从被用作组织效率之齿轮。若德性仅被用作改善产出、赢取赞誉的工具，则其内在价值便被弃置。对策在于重估德性教育的目的本位——德性之所以值得培养，首先因为它们关系到人格的完善与生活的兴盛，其次才发生其外部的效用。教育者与制度设计者应当警惕把品格简化为可计量指标或岗位能力的倾向，始终以"使人成为更完整的好人"为本位，使德性不至于在指标化与工具化的陷阱中断送其生命力。

（四）在承认张力中走向成熟的实践智慧

德性伦理最可贵的遗产之一，是它对"实践智慧"的重视——即不迷信任何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僵硬法则，而强调在具体而含混的处境中权衡与抉择的能力。反思德性复兴的当代落实，同样需要这样一种实践智慧的自觉：它既不一厢情愿地认定复古可解决一切，也不武断地因现代之难而否定德性之值得追求；它在热忱与谨慎、坚守与开放、个体自由与共同体归属之间保持一种清醒的平衡。本文认为，正是在对诸种内在张力抱持诚实而不是回避的态度之下，德性伦理才能从一种怀旧的理想转变成一种可在当代认真地生活与施行中不断被检验的成熟智慧。

八、结论与展望

本文围绕"德性伦理的当代复兴"这一主题，梳理了其思想谱系，审视了其在理论建构与现实落实中的贡献与困厄。兹将核心结论归结如下。

其一，德性伦理的复兴有其深切的动机与不可替代的贡献。它把道德的中心从孤立的"行为对错"重新安置于人的品质、德性与美好而整全的生活，弥补了后果论与义务论在应付生活整体与人格养成时的结构性欠缺；经由麦金太尔等的重建，德性得以系于实践、人生叙事与传统，从而在现代的碎片化处境中重新获得客观而持久的生命意义，并真切地照见个体修养与公共生活交汇处的当代课题。

其二，这场复兴又不乏内在的张力与困难。德性统一性是否成立、中道能否提供足实引导、道德运气如何与自由及责任相容、情境挑战是否动摇恒常品格的根基，都提示着德性论在理论上的未决地带；而现代个体化、商业化与分工社会对"共同体沃土"的削弱，更使德性在落实到品格教育等实践领域时困难重重，甚至潜伏流向灌输或工具化的危机。

其三，德性之路若要真正落实，既不能执着于复古，也不可放任于漂浮，而应寻求"传统之根基"与"现代之多元"之间的辩证会通：以公共实践中的善为共同语言，在个体养成与共同体制度支撑之间双向重构，同时在一切设计中坚持"人是目的"而警惕德性的工具化，最终以实践智慧的成熟姿态坦然面对并妥善处理理论上的诸种张力。

本文属规范性的思想梳理与哲学省察，其判断主要在理论层面成立，关于品格教育效果的实证评估仍有赖此后专门的心理学与教育学研究加以验证。展望未来，德性伦理何去何从：它将如何在人工智能与算法对人的情感与决策日益渗透的时代，为"人的养成"守住一片不被还原为数据与功能的本真之地；又如何与确立自由与平等的现代价值相互安顿；其与不同文化传统（尤其中华传统中的身心之学）之间的会通是否可能——这些课题足供后续学者持续地开启与叩问。

参考文献

[1]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M]. 廖申白,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2] 麦金太尔. 追寻美德：道德理论研究[M]. 宋继杰,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3] 麦金太尔. 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M]. 万俊人, 译.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6.

[4] G. E. M. Anscombe. Modern Moral Philosophy[J]. Philosophy, 1958, 33(124): 1-19.

[5] Bernard Williams. 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M]. London: Fontana, 1985.

[6] Rosalind Hursthouse. On Virtue Ethic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7] Michael Slote. Morals from Motive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8] 赵敦华. 西方哲学简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9] 万俊人. 比照与融通——论德性伦理的当代境遇[J]. 哲学研究, 2001(4): 21-29.

[10] 徐向东. 自我、他人与道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11] 黄裕生. 德性与规范[J]. 哲学动态, 2008(9): 22-27.

[12] 陈真. 当代西方规范伦理学[M].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